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理想与现实总有张力存在，来自政治的干预和限制，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能造成人的单向度化，单向度化是人自觉地完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失去批判向度是因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各种关系物化的同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物质享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物质享受的满足使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面前自动缴械了。

人的单向度化在中国又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在他的鼓舞下，一些人提出“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荒唐逻辑，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正是长期的突出政治造成的国家危机和人民难以忍受的贫困，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种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产生了对毛泽东时代均贫富、大话语流行、人人关心政治把解放全人类时刻放在心头的政治狂热的反动。空头政治无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教训刻骨铭心。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家们最早向世人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工程技术院校门庭若市，人文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技术理性至高无上，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自觉接受，因为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迎刃而解，人文社会科学家关心现实问题已属多余。这种单向度化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资源趋于枯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是中国人单向度化诸多表现之一。

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哲学研究被当作技术工程来管理，GDP挂帅在这里变成学术成果挂帅。要求哲学家像工人每天生产多少件统一标准的产品一样，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有个性、有创新，则不予考虑。而且文章的数量与哲学家个人的职称、收入、地位，以及他所在的院系甚至学校的级别、名誉、获得经费资助的多少，直接挂钩。出于各种原因，哲学家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现实，留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哲学家而言，在思辨王国自由驰骋自然要比研究实际问题和理论创新省力而又安全得多，或者说“效益”要好得多。人文学科的学术有了产业的味道。人们批评哲学家浮躁，在当今中国，哪个不浮躁?

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政治为哲学家的活动划出明确的界限，限定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不论什么时候，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都使他不能不接受当时给定的边界。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单向度化又使其往往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理论空间。十几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生活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夹缝中，太不容易了。

三、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