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必然来源于对实践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从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对实践的调查研究。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这样说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4]。毛泽东科学发展思想就是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正确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结果。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1]。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挫折，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认识，认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是不行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很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书，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科书，还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限制。”[12]正是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有了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思想。

毛泽东科学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意全面协调发展，要兼顾统筹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一重要思想，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的。

四、内容上毛泽东科学发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1.毛泽东科学发展思想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阐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观点。

《论十大关系》的前三条，主要是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主要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思想。针对社会主义传统国家“重工轻农”模式弊端，毛泽东提出：“可以加重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的结果，一是可以更好的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13]在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又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4]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共和国长期制裁，而中国也是把重工业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国防开支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高的比例。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要发展，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科学发展思想十分注重全面发展。

《论十大关系》的第4条和第5条主要体现了发展必须协调的观点。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既要服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就是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论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既要注重国家的总体统筹，同时又要给地方一定的积极性，兼顾地方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其次，在政治发展上阐述了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

当前我们谈论科学发展观，不应该仅仅从经济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也需要用科学发展的思想来指导。在政治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毛泽东在解释民主集中制时曾这样说道：“它是民主的, 又是集中的，就是说,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4]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4]另一方面，毛泽东不仅强调民主集中这一体制，更是回答了在这一体制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4]这样，政治领域的科学发展思想就有了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