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本精神下科学精神的兴起

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对当时教会禁欲主义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幸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按照中世纪的神灵理想，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本性，只有来世或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实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对于人主义者来说他们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认为人应该按照本性去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去追求感官的满足。因此物质欲望的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人生活的惟一目的。公民人文主义在这两方面为启蒙运动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一是他对个人需求的倡导和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其二它促进了作为为启蒙运动基础和推动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首先，对人的自然欲求和世俗感情的追求有助于现代技术产生，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性及世俗生活的合理性。“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名言。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指出“欧洲启蒙时期对于需求驱动的、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也就是对于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比新教伦理少一些名气，但与后者有同样影响——提倡，做出一些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尘世生活的热爱与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相结合，造就了欧洲近代“尘世的天国”的神话，进一步确定了技术理性统治的根基。

其次，公民人文主义在吸取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主张用人的理性取代信仰才能发现真理，并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观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中世纪晚期不仅人被发现了，确立人文主义观念，而且自然也进入了人的视野，产生了科学的需要，这有赖于当时生活条件的变化，首先在意大利，而后在西欧其他国家兴起的建筑业、造船业等一系列领域或变化、经营体制和方式的革命性以及日益复杂的计算，要求对人的活动和自然过程进行的经验的和试验的研究。于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艺术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然，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兴趣，对人自身力量确信，又进一步推动了人们依照理性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追求，从而促发了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始终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学习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相互容纳起来，因此在公民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此公民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的自然神学，并以此为自己追逐尘世生活作论证。自然神学认为诸如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这样不涉及物理世界的存理性论据之外，通过考察上帝创造物也可以知晓关于上帝的真理。因此对于自然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展示上帝完善、完满性，因此自然是上帝按照理性形式设计的，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这种源自上帝设计的论据开始取代了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圣经》和《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如哲学家约翰，洛克热情地声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地证明一个神。因此可以说，”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治理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化造成的。正是这种自然理性发展，造就现代西方文明根本推动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技术理性。

但这种自然理性的发展为启蒙运动造成了两个没有解决的悖论。自然理性讲究规律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原则，缺乏人的目的性，因此启蒙思想家通过自然科学来建构人的现实生活，必陷入矛盾之中，其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目的是找到能够完全和精确地预言未来事件的控制自然现象的规律，并企图探求自然中更大决定性，同时将自然规律运用于人，并认为会给人以更大的自由，然而在完全决定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和使人之自由的自然规律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结果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使人丧失了存在的自由，这种矛盾导致的结果在于，自然理性侵蚀了人的精神领域，在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排斥了人文科学的作用，从而使其自身丧失了外在的批评维度——人的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危机。但是，“由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是统一的，技术理性仅仅是作为批判宗教神学武器进入人的精神领域。启蒙理性的这种内在矛盾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两种文化的分家还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