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曾亲身经历了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亲眼看到起义工人被枪杀的血腥场景。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我们越是深刻地，严肃地审视西方世界，我们越是细致地研究我们周围的现象……我们对流血变革的厌恶就越强烈。他希望俄国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废除农奴制，和平解放农民，赫尔岑也在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在《钟声》第1期的社论中，提出《钟声》的宣传要本着“反对暴力、坚持理性”的原则进行。赫尔岑很清楚，“职业革命家不会赞同这种方式，但我们仍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诚挚地选择人类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流血的发展道路。

1856年4月11日，亚历山大二世对莫斯科贵族代表发表演说，表达了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意向:“先生们，最好是从上面解放农民而不是等待他们从下面解放自己。赫尔岑在《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表达了对主张“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沙皇的“深深的和庄严的谢意”，并说:“(如果)和平地实现解放，那么亚历山大二世的王朝将在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但是，沙皇主张改革的原因是惧怕农民革命推翻自身的统治，而赫尔岑主要考虑的是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利益。赫尔岑正是看到了革命的人民，相信人民革命的破坏性，因此，为了避免暴力革命给俄国带来的流血和社会动荡，他主张和平解放农民。

在赫尔岑的眼里，贵族是“维护农奴制度的强盗、吃人的魔鬼、人贩子……是大俄罗斯土地上繁衍的豺狼”，“是政府和人民的天敌”。赫尔岑一再把改革不能顺利推行的责任归咎于贵族，呼吁他们主动放弃不正当的特权，停止对农奴制改革的顽固抵抗，配合沙皇政府进行改革。

1857年1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主持成立了一个讨论农民问题的秘密委员会。1857年11月20日，维尔纳省总督纳济莫夫向沙皇呈递奏折，表示当地贵族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如获至宝，立即审阅并给纳济莫夫圣旨，允许立陶宛各省(维尔那、科瓦和格罗德诺)着手起草《关于整顿和改善地主的农民的生活》的草案。诏令同时发至各省并在报上公开发表。这样，俄国解放农民的问题公开化了。秘密委员会于1858年初改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集中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沙皇的改革行动引起了大多数地主的反对，“彼得堡的贵族地主开始游说国王不要将诏令通报全国”。赫尔岑认为农民很可能从上层统治者手中和平获得解放，他对沙皇的幻想增强了。他在《不公开的审判意味着什么?》中，一再为沙皇开脱，他说是贵族制造了农奴制，是贵族“将农奴制的绳索套在农民身上”。贵族是俄国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农民之所以不能获得解放，是因为贵族从中作梗。由于贵族地主的阻挠，“政府……准备强制着手解放农民”气他说他“衷心希望看到亚历山大二世能违抗贵族的意志而为解放农民作出‘努力”。同时，赫尔岑希望“贵族尊重沙皇高尚的愿望”，他警告贵族说，如果他们不能认清形势，自动放弃农奴制这种不正当的权利，阻碍解放农民的进程，那么“历史将同亚历山大陛下和俄罗斯人民一道审判你们，请好自为之!从赫尔岑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好沙皇、坏贵族的观念”。他还没有认清，沙皇和贵族其实是一丘之貉，都是农奴制的维护者，是人民的敌人。

赫尔岑被沙皇的“解放”承诺感动了，他在第9期《钟声》中发表《再过三年》一文，赫尔岑表示不再把沙皇当作敌人，而是要帮助沙皇完成解放农民的事业。他对亚历山大二世说:“你胜利了，加加利人!赫尔岑说:“保留着农奴制的俄国是可耻的，我们激动地……聆听俄国的运动和消息……亚历山大二世和我们在一起，为俄国伟大的未来而努力，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解放。”他称亚历山大二世为“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他向贵族指出拖延改革的后果:“如果贵族拖延解放农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不正当的权利……那么，对于被驯服、无辜的、对专制制度重新燃起怒火的农民来说，如果解放的诏令到来得太晚的话，那时他们将向老爷头上抛出斧子，即使是镇压，贵族的脖子和脑袋也不再相连了。

赫尔岑对沙皇的幻想和溢美之词引起了许多俄国读者的反对。《钟声》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的信件，批评赫尔岑在政治上的不彻底，呼吁赫尔岑丢掉对沙皇的幻想，号召农民起来革命。

对于读者的指责，赫尔岑在《有人指责我们》一文中再次阐述了《钟声》杂志对待解放农民方式问题的立场。他强调说，对于俄罗斯和《钟声》，农民能否得到实质的解放是根本性的问题，《钟声》不准备争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解放的手段问题。“不管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俄罗斯，解放农民是基本的、实质性的间题之一。至于这个解放是从‘上层’开始还是从‘下层’开始，我们都表示拥护……我们不主张争论手段问题’。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把宣传农民解放作为根本问题，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和平解放农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