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迪斯编选的《墨西哥民间故事》(Folktales ofMexico, 1970)和《德克萨斯墨西哥裔民歌选》(A TexasMexican Cancionero: Folksongs of the LowerBorder, 1976)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受到民谣学者的关注,也更引起了人种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注意。这些民谣记载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在保持民族身份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确认了自身人的基本权利。许多民谣描述的是墨西哥裔人与英裔白人武装的暴力冲突。在墨西哥裔边界民谣中,白人经常是虚伪、凶残的角色,他们经常采用懦弱、邪恶的方式谋害墨西哥裔的英雄。这些对激烈的文化冲突的描写,为后来形成的,研究当代少数族裔边缘化的“边界”(Border)理论提供了基本素材。帕拉迪斯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实践了“奇卡诺精神计划”的要求,“重新建立自豪感和自信心。奇卡诺的民族自豪感存在于这些古老的信仰之中,人只有在自身文化的群体中才能真正找到自我”[8]。

弗洛德·萨拉斯(Floyd FrancisSalas, 1931—)也是这个时期很有特色的奇卡诺作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跟随家庭迁徙于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各地,这使他对墨西哥裔下层人民深入地了解。他关心政治,参加过旧金山的少数族裔静坐活动,为少数族裔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开展了大量有成效的社会活动。他的政治观点、社会意识和对族裔的看法获得了批评界的关注。

他的第一部作品《邪恶的十字文身》(Tattoo theW icked Cross, 1967)讲述了少年监狱中的丛林生存法则,主人公阿龙在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粗暴、恃强凌弱的恶棍被监狱长任命为班长,而善良行为却遭到践踏。最初,他还相信人性的善良,但在饱受恶棍的欺凌而难以得到同情和援助后,他被迫接受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他采用狠毒的手段杀死侮辱他的恶棍,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监狱中的英雄。他由对善的信仰转向对恶的崇拜表现出了当代世界的疯狂。萨拉斯还写有《我现在的爱情》(WhatNowMy Love, 1970)、《危险之中》(MayMyBody on theLine, 1978)和《紧急状态》(State ofEmergency, 1996)等小说。这些作品都引起人民关注,成为奇卡诺第一代文学的重要部分。

创作催生出批评。六七十年代奇卡诺文学队伍中,也出现了一批学者型的批评家。他们“采用了多种的方式对奇卡诺文学进行分析。他们的出现也代表着在英裔主流传统的漠视和压迫下,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开始逐步出现。这些批评家使我们想到了美国西南部几个世纪之久的西裔和墨裔文学传统,和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养分的墨裔、奇卡诺民间文化。他们关注到奇卡诺文学对美国文化和政治霸权的批判,和其中进行的重要艺术和语言学上的革新。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证明了奇卡诺文学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一代奇卡诺批评家和这个时期的争论,展示了奇卡诺文学的文化视角并将之置于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环境之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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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边缘地带”,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20世纪80年代,奇卡诺文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评论界对于这一并无争议的说法提供的支撑材料,首先是欧美大学中的奇卡诺文学和文化研究状况,并以此作为美国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比如英国的霍尔大学(University ofHull)在美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课程设置上,专设了“奇卡诺文学”的科目[9];而美国的许多大学,如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巴巴拉分校,斯坦福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奇卡诺文化的研究机构,许多高校还设立了“奇卡诺文学”的博士研究方向。[10]这些研究已经从70年代主要关注奇卡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问题转向包括语言、文学、美术和电影、音乐和舞蹈等更广泛的学术性研究。由于研究规模和层次的提高,“奇卡诺文学”与早已成就斐然的美国黑人文学、犹太文学、亚裔文学并列成为多元化文学中的重要一员。

事实上,谈到80年代奇卡诺文学的繁荣,不能不提到被学术界称作“第二代”或者“80年代人”的奇卡诺文学批评家。其代表人物有:玛努尔·赫南德斯(Manuel Hernandez)、拉蒙·萨第瓦尔(Ramon Saldivar),嘉勒莫·赫南德斯(GuillermoHernandez)等。这批讲授或写作奇卡诺文学的年轻教授和学者从7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那里接受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吸纳了欧美当代批评理论和方法,并将此应用于奇卡诺文学的研究和表达。“这个十年决定了以后奇卡诺文学研究的方向,新一代的批评家也努力探索形成成熟的解释方法。”[5]1加之他们的著作几乎都由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新一代的奇卡诺批评家的学术职业化倾向,这也预示着奇卡诺文学以后的发展趋势。

当然, 80年代奇卡诺文学批评过于学术化的倾向,也引来一些批评,如著名学者萨第瓦尔指出:“玛努尔·赫南德斯的评论局限于维拉利尔、托马斯·里维拉(TomasRivera)和米吉尔·曼德斯(MiguelMendez),嘉勒莫·赫南德斯局限于剧作家路易斯·瓦德兹(LuisValdez)的讽刺方式、琼斯·蒙托亚(JoseMontoya)的诗作和罗兰多·西诺加沙(RolandoHinojosa)的小说,这些批评家是在学术架构规定的狭窄论述范围内进行活动”[5]11。

此外,维拉利尔的《美国化的墨西哥裔》因表现“同化”主题在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批评也引发了“80年代人”的反批评,这实际反映了奇卡诺文学表现文化冲突的一种变化,即由70年代着重描写一种与英裔美国价值观之间的社会文化冲突,而转向同时注重表现坚持忠实于墨西哥裔聚居区文化的群体与认同英裔文化价值观的奇卡诺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学术界更关注的是这种对批评的“反批评”,表明了奇卡诺文学在繁荣中所体现的文学本位回归和品味深化。

当然,第二代奇卡诺批评家的显著作为,主要还是奇卡诺文学创作的迅速发展促成的,“与前辈相比,他们面对着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和非常丰富的作品体系”[5]4。

已经在70年代建立文学声誉的阿纳亚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他的作品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并以多产著称。在延续到跨21世纪的30多年文学生涯中,他先后发表了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和评论在内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大量文集。继70年代写成“新墨西哥三部曲”:《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Me, Ultima, 1972)、 《阿兹特兰之心》(Heart ofAztlan,1976)和《乌龟》(Tortuga, 1979)之后,他在80年代精心构思写作, 90年代出版了“阿尔布克尔克四部曲”:《阿尔布克尔克》(Alburquerque, 1992)、《齐亚的夏季》(Zia Summer, 1995)、《格兰德河的秋季》(RioGrande Fal,l 1996)和《沙曼的冬季》(ShamanW inter, 1999),作品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展现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冲突,表现了墨西哥裔人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在文化冲突中的命运、心灵世界和行为特征。阿纳亚的创作是奇卡诺文学批评的热点。80年代以来,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谈到他对欧美后现代主义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131·从观念到方法上的借鉴和运用,认为他的一些作品及其引起的争论使“奇卡诺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局限中走了出来,并促进了更加复杂的奇卡诺小说阅读方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