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约翰•格林(John. C Greene)的《亚当之死》(The death of Adam: 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Western Thought)，也是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赶着出版的。[5]其中尤为有趣的是约翰•格林本来还没有准备好写达尔文，但出版社为了凑百年纪念的热闹，要他加上了关于达尔文的论述。约翰•格林的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重视，现在也已经成了科学思想史中的名著。这本书考察了从17世纪的约翰•雷(John Ray)到19世纪的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二百多年间，机械自然观是如何取代了“静态自然的观念”(the static conceptions of nature)，并进而和“进步的观念”(the notions of progress)结合起来，成为对自然的主要理解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他在进化的过程中引入了或然性的作用，并把整个人类，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归入了自然之中，使之统统服从于自然法则。[6]后来，在1961年，约翰•格林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达尔文和现代世界观》(Darwin and the Modern World View)，收录了他在莱斯大学的三次演讲。书中讨论了达尔文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7]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深受“历史的伟人观”(the great man theory of history)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伟大人物的思想传记，着力于对思想本身作哲学分析和历时性研究，所以它的长处在于阐明这些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与演变的，而对于说明这些思想为何这样发生和演变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进化论思想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棘手问题：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思想中最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进化论思想和他的自然选择是不可或缺的。达尔文思想能够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渊源，关键在于现代生物学家们普遍同意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像华莱士、钱伯斯、斯宾塞、赫胥黎等人都是不同意自然选择学说的，至于他的前辈布丰、康德、赫尔德等人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么达尔文思想的核心部分就似乎是天才的独创，既没有前人可追溯，又没有同仁欣赏。但问题在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当时何以能够成功，他又怎么会成为当时科学的代表?再进一步，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产生?

对这些问题的比较满意的回答，需要摒弃历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历史的伟人观”，认识到伟人并不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把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强加于历史，而恰恰相反，他自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同时，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不是像柯林武德所假设的思想支配行动那样简单，可以轻易地孤立出思想而不用考虑他的行动和生活，而是处于一种变幻不定、难以琢磨的关系中，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在历史的解释中，把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他与其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引入对种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分析，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社会学的解释模式。[8]对于科学史来说，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摆脱辉格史观的束缚，拓宽科学思想史的视野，还需要引进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史学界中，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传统的政治史和伟人传记的历史写作方式日渐式微，许多历史学家纷纷著文强调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发现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且用具体的历史研究亲身实践他们的史学立场。[9]社会史和经济史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同一时期，科学史中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也开始了，这场争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科学史学的核心问题，影响着整个科学史的发展方向。[10]受这种大小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生物学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首先是在思想史研究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某些过去不会被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到研究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格林在1981年出版的《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Science, Ideology and World View: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ary Ideas)一书。该书共收录了从1957年到1981年期间，他考察进化论思想史的六篇文章。他通过对孔德、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上很难在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之间做出明确划分。这几篇文章把进化论思想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内部打开一个缺口，为后来的进化论历史研究指引了方向。这本书和《亚当之死》一同影响了随后整整一代的进化论史学家。在1987年为了纪念约翰•格林的70寿辰，向他在进化论史研究中的贡献致敬，由詹姆斯•摩尔(James R. Moore)编辑了《历史、人性和进化》(History, Humanity and Evolution)一书，收录了13位研究进化论史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进化论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1]

虽然约翰•格林的后学们从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彼此间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再将它们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然而约翰•格林本人作为一位受拉夫乔伊影响颇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学立场就总体而言却仍是保守的。在他看来，世界观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意识形态是一些使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世界观是可以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变成某种世界观，但是科学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科学着重于描述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更强调观察的重要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虽然承认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与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有联系，但还是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科学理论，源自于达尔文的“真正的科学的洞察力”，而不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12]

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与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拉夫乔伊和约翰•格林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是自身时代的产儿”，[13]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与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史学界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E. H.卡尔(E. H. Carr)掀起了以社会史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其批评和改革的目标直指以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为代表的剑桥历史学界。社会史很快赢得了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支持，迅速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 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激进的史学思想主导着当时的英国史学。[15]

正是在这一时期，罗伯特•杨开始就读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随后在那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逐渐不满于剑桥科学史研究工作的现状，仅仅关注科学思想内部;而且在他看来，库恩的工作对于科学史而言，并没有意味着太多的新东西。受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他开始考虑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分析。同时，他也不满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认为他们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忽略了对于科学和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影响的考察。他希望能够打破科学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隔膜，把科学活动放回到整个文化之中，考察它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罗伯特•杨对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展开批判，指出它有两个假定，首先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可以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离出来，其次就是非科学的思想对于科学观念的发展影响甚微。在他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历史与这两个假定恰恰相反。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纠葛，不可能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某一时期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诸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构成的，没有那一个可以脱离其他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把科学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其他专门史结合起来，发展出既考察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学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史来。[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