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图为香港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学务主任邱逸博士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此外，宋朝兵书还十分注意从新的角度，在新的领域里探讨兵学原理，如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制》、《西汉兵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宋朝南渡十将传》;专门记述防城制度的《守城录》等，皆言前人之所未言，推陈出新，完善了中国的兵学体系。

邱逸现为香港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学务主任及高级讲师，他在梳理宋代兵书时发现，作为《武经七书》之首的《孙子兵法》，在宋兵书发展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不仅研读者众、注本最多、官方最为重视，并且和宋代的武举取士关系最为密切。宋代兵书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集注汇解、分类辑编等方面，均对《孙子兵法》研究有突出的贡献。事实上，《孙子兵法》的两大体系《武经七书?孙子》版及《十一家注孙子》版都是在两宋期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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