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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黄贤波，男，汉族，22岁，共青团员，目前就读于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水工系，现任校报编辑部学生记者，除此并无其他职务。

1986年7月1日，我出生在我国著名的牡丹之乡—山东省菏泽市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

我的父母都是中国最典型的农民：朴素、善良、勤劳、勇敢。正像双亲继承了祖辈优良的传统作风一样，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品性：父亲的沉默，母亲的温柔;父亲的老实巴交，母亲的端庄大方。我成长在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之地，自幼沐浴在黄河的怀抱，渴饮黄河甘甜的水，感受她的博大精深、深邃包容，从思想底部就深烙“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纹身。

父母经营着的只有6亩旱地而已，收入甚微，经济拮据，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学，实在是步履维艰。儿时的回忆只是停留在自家的三亩果园里：青绿的树叶，青绿的果皮，青绿的天空。

和谐安静舒坦的童年生活遥遥飞逝，模糊的记忆停留在村边小河里的青蛙和泥鳅，停留在古铜树上的“老鸹”窝里。

家庭的贫困使得我入学较晚，八岁半的时候我才报名村里的小学。我没有读过幼儿园，在我眼里，那是个模糊惨淡的概念。从此，我再也不和小伙伴偷庄稼地里的红薯了，再也不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了。妈妈说，进了学校就要做个好孩子。

一

学校生活开拓了我人生的新境界。从咿呀学语起，我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只是从零碎

的视觉和微弱的嗅觉去感触大地的豪迈与百花的芳香。上了学读了书，我开始唱起《东方红》、我开始唱起《学习雷锋好榜样》，我开始唱起《祖国的少年像花朵》。童年的疯狂好像霎时退去，我开始感觉读书的美好：认汉字作算术、唱儿歌听故事，学习是多么好的事情，上学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雷锋、王二小、潘冬子、赖宁，榜样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村子东头“碾屋”(旧时磨面用的房子)旁边有位“五保户”黄张氏，年逾7旬，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一间草房。她头发很乱，年迈体衰，常常说疯话，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锅做饭，烟雾缭绕，半晌一顿饭吃不成。我和同学商量，星期天去五保户家看看。“疯奶奶，我怕。”有个女孩说。我劝大家说不用怕，“我有一次和她说话，她还给我糖块吃来着。”于是，我和四个同学在星期天的时候经常到五保户家去，打扫卫生，收拾院子，帮老人修指甲，梳头发，做饭，这成了我们几个的“家常便饭”。五保户黄张氏也常常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我记忆深刻的是刻苦学习和带红领巾。那个时候学校要求每周一、三、五打扫校园卫生，我担任班里的卫生委员，常常不吃早饭就来到学校，拿着比我还高的大扫帚干活。小学牛光政校长经常夸我，送给我红领巾带。我心里

自然很美。

小学四年级，我因为作文还可以，担任了《中国少年报》定陶站“小记者”。从此，我不仅自己可以做好事，而且可以用笔记录别人做的好事。我先后给《中国少年报》供稿《参观定陶县烈士陵园》、《做个听话的好孩子》等稿，但无音讯。或许稿子不够格吧，这不重要。为别人，我很快乐。

五年的小学生活转瞬即逝。

那个时候我认为，做好事就是好孩子，好孩子就要做好事。

二

1999年，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进了乡里的唯一的一所初中读书。

刻苦学习是法则，立志成才是理想。

我一如继往地读书学习。与此同时，我开始接触一些关于青年成长和革命的书籍，像《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赖宁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等等。

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深得莫过于读《钢铁》，保尔·柯察金的坎坷、曲折的人生所透露的坚韧、顽强、积极、勇敢的精神光辉至今影响着我，为了

理想百折不挠，双目虽失明但矢志不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这段话也成为了我当时的座右铭。

我记忆深刻的时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之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不断。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到21世纪的开端，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年轻一代惊叹不已，尤其在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我国社会能够保持经济、政治等高度稳定局面，实属不易，委实为我们年轻一代折服。

说实话，爱上中国共产党是从崇拜朱镕基总理开始的。

朱镕基总理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果断、迅猛的处事风格，高瞻远瞩、清正廉明的光辉形象常常令我回味良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开始去关注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用一个年轻人的独特的眼光去评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政党。

2000年5月4日左右，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为了一名团员。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曾经参加了校团委组织的多次青年志愿者活动，诸如校外植树造林、五四青年征文、抵制“xx”宣传等等。初中毕业时，我被评为优秀团员、优秀毕业生。

高中生活紧张而无节奏。2003年春“非典”肆虐，全国上下恐慌有

之，紊乱有之，，但举措更有之。举国上下共抗“非典”，为响应国家的号召，配合好学校的工作，我当时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和班委会一致带领全班同学搞好宿舍教室卫生和疾病预防工作。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每天傍晚，当霓虹灯的灯光在街道上闪耀时，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到学校水房拎着铁皮桶接用“板兰根”熬制的药水，分发给班上每个同学喝。50多斤的桶拎在手里，走上300多米远，我手勒得生疼。

鉴于英明果断的党中央政府在xx书记和xx总理的坚强领导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恢复平静。

“非典”时段给我的总结是：任何考验面前，当我们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都不要慌乱脚步，跟着国家正确的决策走，才能柳暗花明有一村。

三

2005年深秋，我有幸进入西安理工大学继续深造。

我自幼所感受的是蓝天碧水的乡村生活，大都市的钢筋混凝土的干燥和热烈是难以入骨的。许在别人看来熟悉的事物，我常常感觉相当陌生，为此也常常闹出不少笑料：不会用饮水机惹几个城里的娃娃的笑话;不会开玩笑人家说我没劲;不会说好听的，人家说我傻里傻气;凡事认真一点人家说我“瓜皮”(陕西话“傻瓜”之意，虽不甚文明，但无伤大雅)。

我窃以为自己土气的东西真是垒如高山。但是，土气并不意味着俗气，俗气并不意味着土气。对个人而言，土里的东西是很难人为创造的。

诸如此类，我以笑一置之。

大一的时候，学习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倒轻易转换并迅速适应。学习与生活相当平静，曾认为这是高中到大学的一个过渡期，能够良好的适应下来就行，放松了对自己思想上的学习。宽松的学习环境更易滋生懒惰之心，我亦然。我曾固执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分数都整不上去，他还能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整天侃侃而谈将来的宏伟蓝图，而不从学习上下功夫，他真有希望么?我曾持否定态度，而且不是一般的否定，是一听到这种说法心就发抖、胸口就冲涨，耳朵就想堵上的状态。

大一一年，我努力

学习，获得校自强奖学金。

我自己也是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年呵。大二时，我专业搬到老校区，学期之初，我仔细考虑自己理应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学习上不放松，能力要有所提高。”我始终认为，能力的拓展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大二上学期，我由于对文字的热爱加入了校报编辑部，从此别样的生活开始了。

我热爱这方热土。文字本身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稀松平常的小事儿在妙笔勾勒下顿生色彩。为校报编辑部工作的两年，我进步了不少。一是文字上的进步，而是思想上的进步;三是性格上的微妙变化。

关于文字，我不多说。

校报隶属于校党委宣传部，是宣传校园文明和校园文化、彰显学校进步和成绩、展示学生风采风貌的平台。我目睹宣传部老师的工作的身影，学会注意细节，学会尽责，学会了热情。重要的是，我体验了各种新闻题材的撰写，从一般性消息到人物通讯，从言论到新闻特写，我都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其中，《合理使用奖助学金》一文获得陕西高校新闻二等奖。

我先后采访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获得者齐吉;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奖者宁辉;全国优秀国防生贾晨星;陕西省教学名师孙建;校师德标兵蒋百灵

老师。

和他们交流，是思想的汲取，是智慧的瞻仰，是自我的剖节，是人性的完善。我有幸和这些优秀的老师和学生交流，实乃一大美事啊。

性格上的变化在于我敢于和人交流，在于我能保持一颗谦虚平坦的心和人谈话，而且能够真诚热情、表里如一。

XX年底，我被评为校报优秀学生记者、校级优秀团员荣誉称号。

其实，宣传学校的面貌何尝不是解读党和国家理论政策呢?高校作为培养国家人才的摇篮，在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时，我觉得作为一名新闻爱好者，学习党的基本常识和最新政策十分必要。XX年春，我参加了第44届校级党课的学习，并顺利结业。XX年夏，我随院里参加了赴延安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地中目睹老区的传统风貌，从大量的参观中，了解革命年代光辉岁月的峥嵘。我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想法。

XX年冬，我又参加水利水电学院马列主义研习会的学习。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发觉和党组织靠得更紧了，于是坚定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上个学期我申请加入党组织，党组织对我严加考察，没予以接受。

今年，我再次提出申请，希望组组织给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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