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为内地民众所熟知的张明敏，是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这次人代会期间他提了两个建议，都与青年有关，一个是要给香港青年人一定名额上内地军校。这是一篇张明敏两会议案，让我们来看看吧~

2016年3月10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汪毅夫是现任全国台胞联谊会会长，在被问到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替后对两岸关系的预期等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想两岸的民众不管在‘5·20’之前还是‘5·20’之后，仍然会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越走越亲。”(CFP/图)

“提什么建议，要经过充分调研，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大家只说说自己的不同意见，会场上并没有什么争议，一旦争议起来，半天都讨论不完。”

2016年3月10日上午，本次人代会台湾团的开放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内举行。13位代表呈圆弧形坐厅内，团长汪毅夫身着中山装和布鞋，坐在正中央。

记者席的第一排被摄像机密密麻麻地占满，挤不到前排的外国记者站在远离代表的会场一角，高高地举起手，让录音笔能离音响更近一些。提问环节，台湾中央社记者向团长汪毅夫连续抛了3个问题，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替后，对两岸关系的预期等。

“如果这些问题我回答不好，很坑爹的。”66岁的汪毅夫用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将“坑爹”两个字说得很重，引来众人大笑。

汪毅夫现任全国台胞联谊会会长，他的回答是：“我想两岸的民众不管在‘5·20’之前还是‘5·20’之后，仍然会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越走越亲。”

在台湾团开放的同时，澳门代表团也在驻地北京饭店举行开放日活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志健、澳门中联办副主任陈斯喜参加讨论。与澳门团同驻北京饭店的香港团当天没有开放，代表们正常讨论问题。

作为内地31个省份之外的三个代表团，香港团、澳门团、台湾团在两会期间如何开会?他们的代表关心什么话题?在会前如何作准备?

“不向中央要钱”

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为内地民众所熟知的张明敏，是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这次人代会期间他提了两个建议，都与青年有关，一个是要给香港青年人一定名额上内地军校。

“我们香港人必须参与国家建设，年轻人最大的目标就是为国效劳，参军是最直接的。”张明敏说如果今年这个问题不落实，他明年还会提相同的建议。他今年提的第二个建议也与青年有关，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共产党党史馆，给香港人去认知，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

张明敏是本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从2013年到现在，连续4年提的建议都与青年相关。这与他身份有关系，他担任香港青年联合会主席，多年来在两地之间往返，促进两地青年之间的交流。

张明敏认为，香港以尊崇法治而著称，大部分香港青年人是守法和理性的，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所作所为，而对香港青年失望。他觉得应该相信大多数年轻人能正确认识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作为港区人大代表，我有责任推动这项工作，也希望把更多‘正能量’带给香港的青年朋友。”

不仅是张明敏，在港区人大代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建议都是关于青少年的。3月7日下午，在香港团开放日发言中，港区人大代表郑耀棠就建议香港从小学开始推行国民教育，让香港人认识到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成绩以及不足之处，加深两地人民的接触和沟通。港区人大代表、沪港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姚祖辉则建议在内地建立香港子弟学校。

回顾这些年的开会，张明敏总结了一下香港人大代表的发言特点，无论是口头发言，还是书面建议，“都从国家或两地之间的关系去建议，从面上的问题去提建议，不向中央要钱”。不为诸如某一个地方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口的帮扶问题要求中央给予资助。

不要钱，但不等于不向中央寻求任何支持。

这次“十三五”纲要草案中，对香港在“十三五”期间的定位是金融、贸易、物流中心，而香港人一直将旅游与这三个产业一起定位为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于是香港团的人大代表就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也将香港定位为“旅游中心”。“我们知道过去两年香港的旅游环境不太好，但我们的旅游优势还是在的，我们的航空设备、深水港旅游轮船，都是珠三角和澳门不能代替的。”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澳门的代表中，也不乏“要政策不要钱”的建议，如澳门团代表刘艺良就建议国务院开放粤澳游艇自由行。

但在港澳台代表的建议中，对“是非问题”、建章立制的话题关注更多，澳门人大代表李沛霖就建议要讲清楚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让社会大众正确理解“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澳门团代表崔世平建议澳门与内地充分合作，推动立法工作。香港的人大代表陈勇还针对内地的留守儿童、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3月10日，台湾代表团开放时，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市台联副会长张雄从计划生育政策谈起，谈到他们去年做的一些调研，认为大陆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有的大城市已经进入深度老年化社会，建议养老保障要以政府为主体，加大投入。

“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根据按人口确定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规定，澳门团共有12名代表，是35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少的一个。

代表人数倒数第二多的是台湾团，共有13人，但是按照台湾的人口确定比例，台湾的代表人数应不止这个数，这是为何?3月10日，台湾开放日时，大会会务组给记者们准备了一份介绍台湾团的材料回答了这个疑问。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首次设立了台湾省代表团，五届全国人大决定，在实现祖国统一之前，台湾省暂时选举13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余按人口比例应选代表的名额予以保留。

3个代表团中，香港人数最多，有32人。在港澳代表团中，多届连任的代表较多，香港的吴亮星已经连任3届，王敏刚已经连任5届。澳门团中，澳门立法会主席贺一诚已经连任4届，且4届都是全国人大常委，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艺良也已连任了4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艺良还担任着澳门街坊总会的副会长，这给他履行人大代表职务带去了不少方便。今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刘艺良专门听取了街坊总会下属的工商界、侨界、社会服务界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要带到北京。

在社团文化较浓的澳门，也有社团会主动给人大代表提意见，今年刘艺良就收到了10个社团的书面函，希望能建议口岸部门尽快修复湾仔口岸联检棚，恢复通关。

珠海的湾仔口岸与澳门一水之隔，水面直线距离仅300米，1984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对外口岸。但由于年久失修，口岸联检棚已成危楼，为安全起见，口岸部门从今年1月起关闭了湾仔口岸，给两岸之间的通关带来了不便。

“修复口岸联检楼，澳门那边没有问题，关键是看内地。”刘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到社团书面建议函后，他又将社团成员找到他的办公点听取意见，一次十多个人，组织了好几次，最后形成了建议。

作为香港代表，吴亮星也有会前征集意见的习惯。

据吴亮星介绍，港区人大代表平时每月会集中在香港中联办碰一次头，讨论香港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内地有关部门通报一些情况。本届人大常委会推出了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的做法，每月总有三四位港区人大受邀列席常委会，回去后就在一个月一次的碰头会上向其他代表通报列席的情况。

港区人大代表开展活动时，分成若干小组，吴亮星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平时既在经济小组活动，也在政法小组活动。在去年年底时，他们经济小组就对2015年3月后香港和内地的各项大事作了梳理，最后确定针对“十三五”规划中香港如何在独特地位中做出贡献这一话题提出建议。

吴亮星还在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兼职，算是在香港接触面较广的，“多接触，我就会记得有些什么意见可以在人大反映。”今年他就提了一个香港民众非常关切的“一地两检”的问题。

从香港九龙直达内地的高铁在2018年即将开通，由于内地和香港是两种社会制度，有两个关口，怎么在直通车上解决两地检查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如果香港和内地各自检查一次，很浪费时间。吴亮星提出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方式解决，比如由国家授权港方代表国家去检查，当然前提要对港方人员进行培训，要熟悉内地的法律。

“提什么建议，要经过充分调研，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澳门的代表刘艺良说，他今年还提了一个建议，是关于创新口岸通关模式的，希望能一次放行。

但他没有贸然就提出建议，而是先询问了珠海拱北海关、检验检疫局，问他们能不能解决。珠海方面答复这个事地方不能解决，属于中央事权之后，他才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如果地方能解决，我就不提了。”

发言要提前报名允许不同意见

按照全国人代会开会惯例，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国务院组成人员要“下团”听取意见。同样，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下团”听取意见。

3月10日上午，是各代表团讨论张德江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间，澳门团团长贺一诚是人大常委，当天上午就以人大常委的身份活动，不再以团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由刘艺良主持。

当天也是澳门团的开放日。非开放日，记者们是不能进入旁听的，港澳台代表团都是如此规定，这点不同于内地的代表团。即便是开放日，记者们也必须要在新闻联络员带领下，才能进入会场旁听。

刘艺良主持澳门团讨论时，每个人发言完毕，他都要环顾左右，在众多准备发言者中，用眼神交流确定发言者。每个代表在发言时，都紧扣张德江的报告发言，李沛霖在发言中提出要建立人大代表培训中心，强化人大代表的对外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澳门团代表发言时都备有发言稿，并用笔在张德江的报告上作了记号。没有人跑题去讨论其他问题。

在发言程序上，香港团更讲究。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介绍，每次大家都提前向团长报名，告诉自己要就哪个问题进行发言，并提前准备发言稿。

团长在主持讨论时，也会按报名先后顺序点名，在点前一位代表发言时，就提醒下一位代表做好准备。如果会议结束时，还有报名的代表没能发言，则在下一场讨论时获优先安排。“大家不会争。”王敏刚说，如果谁有事想提前发言，只要向团长提出合理的要求，也可以先发言。

“开会时也有不同意见。”香港的张明敏回忆，在讨论法律问题时，提到了劳动法，有的表示要加大对劳工的保护，有人则表示对企业也要照顾。“但大家只说说自己的不同意见，会场上并没有什么争议，一旦争议起来，半天都讨论不完。”张明敏说。

这种“规则”意识，在台湾团的开放日上，同样有体现。3月10日台湾团开放日那天，台湾团团长汪毅夫也是按顺序点名。在6位代表发言之后，汪毅夫及时打断：“我们还有6位代表在等待发言的机会，但是有更多的媒体朋友在等待提问和采访的机会……我建议我们的会议就转入媒体采访阶段。”

在媒体采访安排上，台湾团与澳门团有所不同，澳门团开放日半天时间里，只在中途休息15分钟时，让记者们自己随意找代表采访，没有主持人。

台湾团的采访，则由主持人点记者，当天主持人共点了6家媒体发问。大陆有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安徽省台联会会长陈清海“如何看待未来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景”。

中午11时20分左右，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留给了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汪丽绢，汪毅夫简单回答她的问题后说，因为时间关系，代表要上车返回驻地，并诗意地表达“我跟春天有个约会”，至于他和汪小姐的约会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今天或者明天，我就可以接受你的采访，我们就不耽误发车的时间了”。

网友们，张明敏两会议案就到此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在这里祝大家都能早日写出一篇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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