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北宋南宋：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一、富民兴办教育事业的背景

在宋代社会，富民兴办的教育设施遍布于各地，有的甚至相当普及。遍布于各地，其规模有大有小，各具特色。小者塾师一名，学生数人;大者名师会聚，生徒众多，聚书上万卷，分级授课，足以与官学媲美。但就大多数而言，一般是塾师一人或数人，生徒数十，学堂一间或数间。如史料中所载的情况，“李仲永……于所居三东三里间，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凡预受业者逾三十人”[1]。那么，富民办学的兴起原因何在呢?首先，宋代富民办学发展乃至勃兴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教育的不发达、教育设施的落后、教化乡民都是富民们热衷于办学的客观原因。宋初，国家急需人才，科举取额剧增，读书人有了更多的世用升腾机会，激发了求学的积极性，如在饶州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2]。“建学独先于天下”的延平府，就形成了“家乐教子”的良好社会风尚，史书甚至于说此府“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其读书风气则是“朝诵暮弦，洋洋盈耳”[3]。但政府的官方办学并不能满足他们读书的需求，从而使富民办学的兴起成为可能。官学难以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因而宋政府只有把社会教化的阵地下移至民间，这就给富民办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如江州德安富姓陈氏“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密州诸城学者齐得一，“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千里皆就之肄业。”[4]

其次，富民办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帮助，如宋太宗为江西安义县富民洪文抚所办雷塘书院亲书“义居人”赐之。地方官员的扶持对于富民办学的兴起也很重要，如庆元年间(1195—1200)建昌县令许锡看到“虽万户之邑，多士之乡”，而学校却“听其废坏而不葺，因其简陋而不改”，他经过实地考察，确定学校的地址。但仅靠政府的力量修建学校有点吃力，[5]因此希望富民可以出来相助，“士闻其议，愿献其谋;农闻其议，愿效其力;工闻其议，愿竭其技;商闻其议，愿输其用”[6]，在富民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学校。“其民习乎诗书，而不嚚于讼;其士行艺足以重一乡，可以为卿相治天下”，“皆建学之效也”。[7]又如咸淳十年，文天祥利用当地富民(豪长)举办书院，教化民众。对此，他在《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一记》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在文中说：议建书堂，以风来学。召其豪长，率励执事，堂庭毕设，讲肄有位。[8]

再次，宋代富民经济实力的膨胀，是富民可以投资兴办教育的重要因素。如宋代江西实为一个富庶之地。信州“孕金青，殖宝货。壤厚而泉沃，类多大家。”[9]抚州之地，“其田多上胶，有(破)[陂]池川泽之利，民饱稻鱼”。[10]建昌军“土地衍沃，宜稻桑麻，无大水旱，飞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11]宋人论饶州“风俗”说：“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畜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吝。为母妻者，为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12]宋代富民经济实力的雄厚，这给了他们兴办教育事业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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