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案例分析：心理治疗在精神科的应用与相关问题

再看一看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师Sandler在他的《病人与分析师》一书中的两段话：

罗斯菲尔德(Rosenfeld，1952，1969)指出，从纽伯克(Nunberg，1920)对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移情现象的观察开始，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师对弗洛依德最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移情确实可以在精神病人身上出现。值得提出来的是，Sullivan(1931)，Federn(1943)和Rosen(1946)均属于这些作者。

移情的概念可以合理地运用于精神病人与其治疗师的相互关系方面。甚至最严重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理智恢复后也显示出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感觉痕迹。

如果说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的病人康复后都有“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的感觉痕迹”，那我们在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时都要小心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他们会记住的，并且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急性发病阶段只能使用药物治疗。这也是不正确的。目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精神科医生，已经尝试了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即所谓Soteria。以下是一篇文章的摘要。

虽然文中说道Soteria比其他方法要便宜一些，但估计如果在中国操作，可能会比其他治疗要贵一些。但这不能作为阻止推广这一疗法的理由。器官移植很贵，却没有听到有人以此为理由说我们不需要研究和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再者，促进国家福利政策和法制法规向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倾斜，也是精神科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力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但这还不算太可悲，因为智力检查是被要求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学生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这是一种被暗示出来的可怕的“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测验，我只配被轻视、被侮辱。想想看，这样的感觉痕迹留下来，即便是症状消失了，对疾病的自知力恢复了，他们又有什么信心恢复自信和社会功能?精神科医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症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复，而不管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那算不得善始善终。人数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呆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做好的证据(这种现象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家里，要么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