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一批自觉担当天下的新青年成长起来了。

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打倒，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1919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国民党。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