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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作文精选：中国龙腾飞了

中国龙腾飞了

——感受改革开放三十年

在炎黄子孙心中，自古以来有一种图腾—龙，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企盼中国龙腾飞，企盼中华民族振兴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回眸新中国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从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跨越，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世界瞩目中国，中国龙腾飞了。

七十年代当我在山西雁门关外的一家贫脊、苍茫的国营农场读小学、初中的时候，课堂上老师经常描述着我们这样的国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六亿神州人民推翻了三坐大山的压迫，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然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的匮乏，一日三餐变不了样的玉米窝头、马铃薯，和补丁压补丁的衣服，人们心中在纳闷，社会主义社会下，第三世界人民能不能生活得更好，能不能经常吃白面、大米、饺子，能不能穿上新衣服。

八十年代，我就读于山西大学经济系，我想探究出自身如何摆脱贫困，国家如何走向富裕发展的路子。推开政治经济学的大门，从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我理解了每日三餐啃窝头，是由于国内粮食总产量很低，7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05.5斤，而美国76年人均粮食产量(只统计谷物、大豆两种)达2123.4斤，是我国70年人均产量的6.95倍，76年全国人均棉产量只有2.2斤，而同期美国人均棉产量达21.66斤，是我国人均产量的9.8倍，76年我国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575元人民币，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3.57元,76年中美两国人均年收入比为1:12。

剥开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外壳，显露出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平均主义、大锅饭已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桎梏，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种多种少一个样，企业盈亏一个样，企业怎么会发展，农村怎么会发展？七十年代城市街头、工厂围墙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的标语：“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类抽象的哲学思想对一个十多岁的儿童是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是那个时代指导社会生活的思维定式，社会主义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与人的差异体现在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人们真实的心灵是这样吗？经过斗私批修，思想再好能觉得窝头比馒头好吃吗？用突出政治能推动社会进步吗？

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历代炎黄子孙的夙愿，中国共产党从第二代领导人始，实施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改革，改革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有看不见的思想理论体系。

事实上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思想理论体系的改革开始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这是伟大领袖震惊世界的十大名言之一，上世纪1978年小平同志成功地运用了它，理论的突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这是马克思唯物论的一个观点。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首次突破是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强调了整个经济的计划性，从工农业生产到人民生活的供给，全部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目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则强调我国仍然是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商品经济，其特殊性在于计划性，仍然要遵循商品经济的规律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实践中，农村开始了以家庭承包土地改革，一条政策一下子解决了十亿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一条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受益人数最多的举措，78年以前，我常常因为整天连日吃玉米窝头而胃酸不止，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时，食堂里已经有了学生扔馒头现象。八十年代改革指向城市，工商企业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承包经营改革与打破职工固定工资实行超产奖励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触及了企业经营体制，承包者可以因超额完成承包指标而获得巨大的收益，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孕育资本家创造了条件，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新中国从物质奇缺的供应制到市场上产品琳琅满目，是缘于工业企业经营制度改革，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神来之笔。但是，企业承包制，也有负作用，像短期行为，像包盈不包亏等，在此历史时期，我有幸作为经济学的大学生，也积极参与其研讨之中，88年我撰写的论文《从经营机制看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过渡性》在《北方经济》发表，89年我在雁北日报发表了《看不见的手》指出政府应多运用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来引导经济发展，同时要减少行政干预经济的手段。理论界、学术界在积极探寻推进社会主义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中国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理论阐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92年春天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了，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后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决不是一个老人偶尔想起的一句新名词，它是基于近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总结，它彻底打破了禁锢改革的思想魔咒框架，从根本上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误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改革走出了许许多多禁区，国有企业改革触及到产权制度，山西朔州改革模式、山东诸城改革模式成为全国中小企业学习的榜样，近80%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拍卖、参股、产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在三年内实现了产权转换，中小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国有国营模式，发展了民营经济、私人资本、股份制等等新领域，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加快了进度，减少了计划经济衍生的众多行政审批制度，比如逐步放开了企业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用市场配置资源，减少用计划调节经济的行政手段，放任由市场调节经济，最典型的是国家取消了物价管理机关，政府对社会产品价格的管理职能除了影响国计民生的电力、铁路、石油等几个主要产品外，全部交给了“看不见的手”由市场价值规律自由调节，从中央到地方取消了行业行政管理机关，强化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是身临其境、感受颇深，大学毕业后，九十年代初我调入山西北部一个地级市经济委员会工作，当时，经委的主要职能有三项，一是审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二是指导企业管理；三是制订并下达工业经济生产计划，生产计划的内容包括下属县、市直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指标、利润指标等等，下属县经委再分解下达到每户国有、集体企业，年初下达指标，年终考核，中间要督促检查。这种工业生产计划是最典型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93年我参加了山西省经委组织的一次改革培训，对工业生产计划工作有了更感性的认识，曾任山西朔州市市长，后调任山西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吕日周回顾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在90年任朔州市市长期间，一次到一家县营鞋厂视察，企业存货很多，积压很大，仍然在紧锣密鼓地生产，他问厂长为什么积压这么多仍要生产，厂长说要完成市县经委下达的工业产值计划。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但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企业，它形成的利润要上交财政，它想技术改造开发新项目开发新产品，那得经委、计委审批，财政出钱，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过程让行政审批给割裂开了，企业没有完整的经营自主权。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所就职的政府经济综合部门，其工作职能逐步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取消了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原来职能性的指导企业管理职能，比如评定“优秀管理企业”、“企业生产质量检查”等等涉及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取消了，不再去企业检查工作了；二是技术改造项目审批职能变为项目备案，企业开发新产品、上马新项目的权力由企业自己决定，企业自己出钱；三是取消了下达工业生产计划职能。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理念，和谐社会是基于社会物质产品丰裕条件下的再一次提升，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给人们生活指向了一个更为殷实、健康、美好的未来。古老的中国从五十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摆脱了出来，宏观经济的最高决策者们找准了调节经济的计划手段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潜能，经济发展速度从九十年代初的6%，2000年提升到8%，2004年提升到9.5%，2005年提升到9.9%，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自己亲身的感受，也曾经体验过“温饱问题”的艰辛，也感受到了和谐社会的详和、美好。1981年我在山阴一中读高中的时候，每月消费9.6元、36斤粮票，上午最后一节课时，已是饥肠辘辘，但一到食堂看到玉米窝头，肚子就饱了一半，高中时我父亲为鼓励我考上大学，曾许下诺言，如果我考上大学每月给我30元钱，30元是什么概念，当时我父亲每月工资只有80多元，每月我家人均收入只有16元。考上大学后，我在我们经济学专业50名学生中属中上等家庭收入者，每月只能领6元助学金，而最贫困大学生每月可从学校领24元助学金，我们专业花钱最少的学生一个学期四个月包括去学校的路费在内仅花80元钱。大学毕业后，见习期每月工资58元，见习期满后每月工资68元，那时已进入80年代最后的一两个年头了，在山西最北部的城市，常常吹北风，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以为要为国家为人民做好多事情，但是68元的工资不足以让我饱腹方便面，当时市场上只有每袋0.7元的北京方便面，如果一日三餐吃饱，一天需5袋，一月需105元，是我月工资的1.54倍，大学一毕业，我就陷入了经济危机，有两年多时间我没买过什么衣服，更奢谈不上住房，那时的住房政策是分房，好的单位或买或盖楼再无偿分配给单位领导和有关系的职工公产房，我们那时把家安在离市区30里的文瀛湖东的市委党校平房，那里没有几家人住，市委党校将大部分平房出租给养鸡厂当临时工宿舍和鸡舍，每天我骑自行车上班最快需一小时，回家的时候为了爬大坡省劲我学会了拽住汽车骑自行车，驶出市区的汽车90%是重载拉煤车，它也很慢，公共汽车我也会拽，可以拽后边车窗，也可拽中门，只有错车的时候危险，那得骑车技术好，弄不好就得去马克思那儿学经济了，我还行，在冬天天冷又没车的时候，我可以双手放开车把骑自行车，我喜欢冒险，任何权贵都不畏惧何况车，也想省劲，时时要算经济帐，那时，我最大的心愿是拥有一套小楼住，一间合并户也可以，有窝能放支双人床就行。但是，很难实现，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我在心中常常就着泪唱那首歌“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进入九十年代，我套改行政工资月工资达136元，每月比原单位增加将近20元，两年后的93年单位集资盖职工家属楼，60m2户型集资5000元（房屋造价约2.4万元，其余单位补贴），参加工作后，我在父亲的全资帮助下结了婚，并有了女儿，工作四年之后集资楼房要一笔巨款，我没有一点积蓄，在最危难的时候，求得了的父母帮助，现在每每想起来，从心底涌起感恩之心，他们收入并不高，我家又人口多，一女三子，我父母生活十分节俭，一生没有浪费过一分钱，他们迫于我弟兄们结婚的压力，养了两头奶牛，从我89年结婚到92年集资楼房，我母亲共为我花费了一万元，是我93年工资总额1980元（按月工资165元计算）的5.05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母亲的资助，我需要不吃不喝不要小孩，挣5年工资才能赚够自己结婚和集资楼房的款项，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家庭经济学，也是中国人父母承担子女结婚成长，晚年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经济基础，当然其经济现象、伦理道德观的存在，是源于当时缺乏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灵活的银行信贷政策如住房按揭信贷政策，和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至今为此，这种父母承担子女高等教育、结婚、购房费用的现象仍然是家庭经济学的主流模式。

96年以后，国家开始逐步上调行政行政人员工资水平，实行了《公务员暂行条例》，2005、2006年省、市又加大公务员工资补贴，我现在的月工资水平快达到93年年工资水平，几乎是天翻地覆。但是作为个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并不能光靠工资一杆线，市场经济为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提供了充分宽松的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国家干部也要有所作为，96年开始我业余兼职了一家全国性报纸地区记者站工作，从零发行发展到一定规模，报社给我点奖励，我兴奋得像掘得商海第一桶金，换了台29英寸大彩电；进入新世纪，我又兼职为一个产品做区域推销代理，营业额并不大，也小有收入，跨越新世纪的时候，我从太原买了一部旧夏利，朋友们第一天半夜帮我从太原开回来，第二天早上我便出去学开车，我女儿觉得我好笑，把我的故事写了篇作文《爸爸的轿车梦》登在了《朔州日报》上。

回忆过去才觉得今天生活的美好，当冬日的早晨被温热的暖气熏醒的时候，当我在疲乏的时候在自己家中冲淋热水澡的时候，当我在阳台上近看花开花落远眺天空云卷云舒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和谐社会的安详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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