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大古国文明中唯一未曾断流的一脉，它定然有其不凡之处。而我愿将其概括为：文化的包容。

第30届楚才杯作文竞赛特等奖作文：包容

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文化已在历史的浮沉中搏风击浪五千载。它似那倾天涌入蛮荒的浩瀚江流，滋养了干涸的土地，吞吐日月星辰，包罗天地万象。

作为四大古国文明中唯一未曾断流的一脉，它定然有其不凡之处。而我愿将其概括为：文化的包容。

对于汉文化的研究，向来是争论不休的，然而令每一位历史文化学者不可否认的是，汉文化，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千年以前，它早已张开厚重的手臂与博大的胸襟，将万千气象，纳入自己繁星闪耀的天宇。

那是遥迢的汉代，它步出宫阙，一步一回望，腮边那一滴泪，俨然岁月流经的泣血朱砂。那惊心动魄的高贵和美丽，不知抛给元帝多少徒然的懊悔;那落日斜晖下的凄切回眸，使南天的归雁也为之哀鸣。她是汉家女子，在荆山楚水中孕育了四溢的灵性，怀中斜抱的却是琵琶，胡人的乐器。原来，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包容，自那时便已开启。

还有泱泱盛唐。大唐是我国历史中最为繁盛的时期，且一定是文化碰撞交融的烟花中，最为绚烂的一幕。

汉族服装的体系，至此原已相对完备，却在这时演变出许多新的样式——低胸袒背的，是波斯的妩媚风情;圆领长袍，则是汲取了鲜卑服装的特色。长安城里随处可见的，不仅是古朴宏伟的飞檐屋角，雕花垂廊，更有青天映衬下的白色苍穹、鎏金佛塔，散发着与它们扎根故土时同样圣洁的光辉。印度教、波斯教、伊斯兰教，这些因战争而从故土流亡，甚至相互敌对的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所，相安无事。哪怕今天，也唯有真正国际化的大都市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在千年以前的大唐，长安，这样的气象在宫阙楼宇间，若隐若现。

这便是文化的包容。它来自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若没有此等包容，长安将只是中国一个朝代的一个都城，而非如今囊括了世界各地文化景观的历史瑰宝。没有文化的包容，长安便不再是长安;正是这样的包容，使原来繁盛的文化，在汲取与接纳中，愈发显得欣欣向荣。与那些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所谓民粹文化相比，在交融中共同盛放的文化，又何须再谈“纯正”，再论“你我”?

不会包容的文化，无疑是封闭的，不自信的。

当年清军入关，“扬州十日”血洗江南，逼迫汉人“剃发易服”，使汉服在除却僧、道、戏剧外的领域，近乎荡然无存。都道这是统治者巩固满清政权之举，可若寻根究底，方知这仍是出自对自己文化的自卑，才会瞻前顾后，担心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会威胁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

实则，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并非无先例，可统治者采取的政策却是大相径庭。拓跋氏入主中原，令鲜卑贵族着汉服、说汉语，与汉人联姻，甚至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的大唐——高宗李治，四分之三皆是鲜卑血统;元世祖忽必烈，亦命手下宣传汉文化，自己则率先垂范，穿着汉服，读汉人所撰写的兵书。哪怕是后来的清帝自身也难抑对汉文化的喜爱，一边大兴文字狱，一边自己穿着汉服命人画像。只是，他们害怕传扬出去，因为与汉文化包容他们的自信从容相比，他们对萨满文化，仍是自卑的。自卑者极易走向“自大”的极端，因而闭关锁国，终教他们丢了基业。

而今，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从中孤立出来，唯有在风口浪尖寻得一个平衡，方可傲立潮头。

犹记余秋雨先生在《仰望长安》一文中写道：“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都囔着，中国人必须穿唐装、汉服，这看上去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其实是种自卑的心理。”许多汉服的推崇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可我无法完全否认，当身边的同学疯狂地迷恋日漫“萝莉”，韩剧“欧巴”时，不可抑制地模仿朋克摇滚甚至拒绝中文歌曲时，我知道我们的文化自信，确然到了需要呼唤的时候。然而当有的人极端抵制日韩潮、欧美流时，我也想说，我们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一样需要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自信，来源于千年的积淀与不歇的传承，而非“纯正血统”的叫嚣;包容，才是自信的真正展现，胸怀的真正博大，风采的真实挥洒。

英语之所以替代法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是因为法国人不愿接受外来语，而英语吸收了法语的“salut”，从而送去对世界的致意;而我相信，泱泱华夏文脉，同样会在包容中，走向另一个巅峰。文化的包容，使文化得以繁荣。在包容中充盈血脉，谁能保证明天的中国，不会是下一个，属于世界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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