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sx_mengxiang
2014-08-18
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新闻学子范敬宜的故事:历历往事在心头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第一次与范敬宜见面,记得是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西晒的阳光把导师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多了几分威严。
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接下来,他问的几个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
范敬宜皱起了眉头。不过,接下来他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范敬宜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好坏取决于文化功底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是如此浅薄。从范敬宜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
做毕业论文时,范敬宜约我到其家中详谈。这次我做了充分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听我谈了大约20分钟,他便打断我说:“新闻是门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议我去采访一线的跑口记者,听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
就这样,范敬宜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做一个精准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时,范敬宜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他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好在,毕业论文最后以高分通过了。
“敬惜文字”
范敬宜学养之深厚,令我辈兴叹。
有一次,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我只记得后两句“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当时手头无书可查,便打电话向范敬宜请教,他随口就说出了上两句“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皮里阳秋”的出处,打电话请教他。事后,我核查他的答案,毫厘不爽。
范敬宜有如此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总”而忘了“编辑”。他也曾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是范敬宜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落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者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范敬宜告诉我,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就是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一篇不足500字的稿子,他从晚上10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先后换了7个导语。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范敬宜的血液中。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言谈举止中,范敬宜总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和他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可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此颂曼福”“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
他对谁都彬彬有礼。
一天,他留在报社吃晚饭。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牌:“吃饭请上二楼。”他没看见那个牌子,就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连问几声却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他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他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听完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会议,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敬宜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敬宜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人民日报社时,一天,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因为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时隔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们把两个“王”编辑弄混了。
这事传到范敬宜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吵架事件最终还是弄清了。一次我到范敬宜办公室,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是党委搞错了。”他拿过便签写了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范敬宜让我去他家一趟。
到他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范敬宜解释说:“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范敬宜送给我一张条幅,上书“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缺’,方能‘圆’矣!”
他说:“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他打了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他进一步提点我,今后再有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因为是师生关系,我始终对范敬宜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拍摄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范敬宜哈哈大笑,说:“狗窦大开啊!”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我年轻时喜欢锻炼身体,进入中年后犯懒,渐渐胖了起来。有一年我去看范敬宜,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范敬宜的老伴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他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范敬宜,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范敬宜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他。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后面瞧瞧,还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人一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老小孩”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范敬宜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我一般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去看他,有时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的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他,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一遍一遍站在小凳子上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和范敬宜都不健谈。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得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不过,我俩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
在范敬宜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结束后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知道准是他打来的。“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范敬宜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得了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在范敬宜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没有一丁点儿藕的味道。
这是他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还在我上研究生时,范敬宜就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
后来,范敬宜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等到退休之后,他又到了全国人大。等到从人大退下来后,他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
醉心于育人,范敬宜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2009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开会,正好范敬宜也在此休养,我去看他。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他转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那次,范敬宜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时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
我立即给他打电话,说要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恩师驾鹤西去。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他“你要注意血压”“别再胖了”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再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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