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无三代”，这是形容收藏难的一句俗语。我酷爱藏书，但称不上 “家”。藏书仅五、六千册。然这新旧交错的有限存书，却有着坎坷历程。

我与书结缘，始自小学 3 年级。那时正值 50 年代初期，读书风气尤盛，苏联小说和鲁迅作品曾令我着魔，狂读不止。我贪婪地想占有它，但因穷常望书兴叹。幸得班主任厚爱，多次赠阅。尔后，两位哥哥相继出国，他们的藏书自然被我“吞并”，加之部分祖传之书，我破天荒构建了个人藏书室。总数也近千册，一放学便寄情书室，其乐亦陶陶。

60 年代第一春，豪情满怀跨入中山大学校门，如饥似渴攻读中外名著和文艺理论，自认为个人藏书纯属小儿科，不屑一顾。于是，只带上清康熙 55 年(1716 年)出版的 42 卷《康熙字典》和两巨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诗话》等“有用”之书，余皆弃之如敝屐。抚今追昔，不胜嘘唏。这批弃书中大都有我写的眉批，虽是学子涂鸦，却具有纪念价值，更何况还有于今难得的苏联小说。倘能再得，我愿十倍赎回。

5 年清苦的大学生活，节衣缩食，假期留校做短工，拼命购书，很快又在床头桌面上堆起书山。毕业分配在即，偏逢“文革”，串联归来，发现书山少了一角，想必是被人顺手牵羊了。无奈之余，打点行李西行就职。其时因书过重，行色倥偬，且中“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竟视祖传至宝 42 卷《康熙字典》和梁启超诗文集为赘物，遗赠学弟，待醒悟欲索回，却已荡然无存。每念及此，真有切肤之痛!

70 年代初，我奔赴百年未遇的抗洪前线，数天后归家，惊觉藏书也泡汤数日，几乎全军覆没，连珍藏的一批“文革”出版物也浸成纸浆。噙着泪花捞起一部分，在烈日当空的操场上一页一页慢慢翻晒着。殊不料一周后被某领导“请”到办公室，桌上摆着他捡到的署我之名的古典戏剧《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书，要我主动清理消毒，不准散布封、资、修。于是，我的藏书再次遭殃。

到了 80 年代，我在广西社科院潜心研究抗战时期文学史。历时 6 年，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查阅了大批报刊、书籍，拜访了近 200 名著名文艺家及其家属。广泛集书，单中外抗战文学书便拥有 3000 多册，其中弥足珍贵的是历经战火浩劫幸存的战时重要出版物，有的为谢世名作家家属所赠。

1986 年秋调入深圳，因研究课题转向，于是又革旧鼎新，将部分来之不易的抗战文学书籍割爱作了处理。近几年来，鉴于生活较安定，居住条件大改观，又得改革开放春风吹拂，藏书室又增添了不少新“伙伴”。我不禁猛然醒悟：藏书也讲天时地利人和，它不仅受着个人的理想、情操、涵养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因素的左右。小小书室连广宇，时代足迹烙其中。

但愿生活长安定，我的书库更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