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为期2天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落幕。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成为中美经济合作新的里程碑。框架文件对中美经贸的原则、细节和彼此的关切，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规避经贸风险，扩大经贸合作具有指导性意义。框架文件对中国关注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美投资环境以及美国关心的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等都有所涉及，反映两国对待经贸分歧更加坦诚、理性。

(2)中欧关系:1989年之后，德、法、英追随美国制裁中国，在人权、售台武器、香港回归和西藏等问题上挑起纷争，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跌入困境。1994年，中欧签署政治对话协议，双边关系开始有所改善。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同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公报，强调鉴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日益稳固，欧盟将中国视为世界伙伴，予以全面接触。同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确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建设性伙伴关系。1995—2003年，欧盟相继发表了5份对华政策文件，在发展中欧关系上采取了主动。2003—2006年，中欧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积极的政治关系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中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第四大投资方。与此同时，一股不稳定的暗流也在涌动。2007年以来，中欧关系进入敏感期，在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生态等各层面出现矛盾冲突。中欧矛盾突显的国际背景在于美国有意识地修复欧美关系，欧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开始降低，其深层原因却是结构性的，即中国迅速发展给欧盟带来经济上、战略上的冲击，欧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前景开始不适应。

2010年是中欧建交35周年，也是中欧关系大发展之年，其中有三大亮点：

一是高层互访频繁。二是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欧盟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成为拉动欧洲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三是人文交流活动丰富多彩。

(3)中日关系：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出现转型，国内政治走向右倾化。1992年，日本最早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1993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摩擦期，出现“政冷经热”的态势。日本走上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发展的道路，在历史问题上一再翻案，提升日台关系，在对华经济援助中加重政治色彩，通过“经援牌”向中国施压，甚至在1995年对中国核试验进行制裁，导致两国政治关系1996年进入冰冷期。为了抑制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两国政府首脑在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进行了互访，199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双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出现暂时稳定。但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台湾、钓鱼岛、东海划界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做法。日本力图在中国羽翼尚未丰满之际寻求更大的战略利益、更具弹性的战略空间。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决心，促使其将制衡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选择。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加深与东盟合作、力促美、日、印、澳联盟均以中国为假想敌人。与此同时，否认侵略历史、美化过去已经成为日本寻求国际地位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