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1957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不一个味儿。”这就是人民对其独创性的评价。

二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