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在一个更多年轻人纷纷投身艺术的时代，当代教育能否在国内催生出更多的郎朗?我们的艺术教育与社会、市场相匹配吗?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链吗?带着这些困惑，记者采访了几位中国音乐界的教育家和专业人士。

困惑

金奖银奖多 超级明星少

又到一年艺考时。昨天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张贴“三试榜”，585名考生进入三试。今天中央戏剧学院又要拉开表演系的独木桥之争，而各大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也是箭在弦上。

郎朗的成功激励了无数的家长和琴童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每年的艺术院校招生考试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人人怀揣着明星梦走进考场，而今年的艺考更盛于往年，不仅报考人数激增，考生全家总动员，更有转场多座城市碰运气撞概率和某城市考生组团前往的新奇景象。

自从十二年前李云迪摘得15年来肖邦大赛惟一的一枚金奖，自从十年前郎朗以从未参加过任何成年级别的国际大赛却横空出世以后，关于是比赛还是演出?这个音乐家成功之路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在国际大赛上的获奖者越来越多，比赛的级别和奖项越来越接近比赛的制高点。

困惑也由此而产生，我们拥有了如此众多的世界大赛金银铜牌，但真正活跃在国际一流舞台上的人却少而又少，在郎朗这种超级明星之外，我们能记住的人相当有限。

论道

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副教授谢楠：

文化程度决定艺术成就

在我们这个层面，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差距可能仅仅是评委的个人口味，但在中国，只认名次。因为我们还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艺术市场。

不容易诞生更多的郎朗

今年的考试还没有开始，不过从目前报名的状况看，的确是比往年的报考人数要高出很多，但这其中有相当比例考生的出发点是因为孩子的文化课成绩不好，考北大、清华肯定没戏了，而艺术院校的文化课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在高一高二时才改学艺术的。这一类的孩子并不把技术这门基本功看中，他们也并不明白这是他们未来成长上升的基础。

投身艺术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但如果让我说，今天是否会比十年前更容易或者更多地诞生郎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郎朗是从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拼出来的，现在孩子生活太优越了，社会上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他们也吃不了郎朗小时候的那个苦。是否还会愿意像当年的郎朗那样，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呢?现在的家长们又是否愿意像郎爸那样全身心地付出?时代不同了!要知道，郎朗在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的付出都很多。

得奖是途径但不是结果

我们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国际上有相当一批在艺术上站得住脚的人，但名气并不一定大，在老百姓心目中知名度不高。如果与郎朗相比较的话，我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明星之路，老百姓更认同，他的知名度是与之相匹配的。在中国的艺术院校，非常看重的就是谁能在国际上获奖。我认为，得奖是途径，但不是结果。得奖对有些人是必经之路，但比赛得奖是不可能吃一辈子的。比赛是一个平台，给你崭露头角的机会。在欧美，学校和老师对比赛并不那么看重。你得了奖，老师当然会很高兴，但他们更注重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外国老师并不像中国老师这么严格，会给你宽松的路。不过，这种看重得奖的现状不太容易改变。比赛成绩也是年轻音乐家走上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没有得奖，演出商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你呢?在我们这个层面，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差距可能仅仅是评委的个人口味，但在中国，只认名次。因为我们还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艺术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制约着我们的古典音乐人才发展，那就是环境以及文化程度。古典音乐毕竟是欧洲人的传统，欧美学生本身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他们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学生的基础好，欧美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愿意收，而相当数量的欧美老师不教技术，他们更注重学生在音乐理解和表达上下功夫，而这些恰恰是“功夫在诗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欧美音乐家，原来并不是搞音乐的，他们有可能是律师或者牙医并且卓有成就，但有一天他想搞音乐了，竟然也能成为一代宗师。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对文化要求太低了，但艺术这个行当往往是文化程度决定你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