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权钱交易”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近五年，媒体曝光的涉及高考加分负面案件，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共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们的申请资格与发放过程均未公开，给“暗箱操作”提供了极大空间。公众只能从公示的名单中，获知加分情况。

比如，国家对二级运动员的审核有明确规定：二级运动员加分前，需要有关学校出具证明，并且在校内公示，还要向有关部门提交证书等，最后有关单位还需要复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熊丙奇认为，最大的制度性问题在于，“主要环节都是由行政部门来操作的”。“那么，谁来监督?像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本身就是某种‘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不是更容易出现权钱交易吗?”

他还认为，仅就体育加分公示这一项，很多地方部门也落实得“太不全面”。“国家规定：公示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测试成绩等等很多项，但就今年被曝光的辽宁省的公示来看，仅仅公示了5项内容，连性别都没有公示，也就缺乏对公示进行监督、追查的部门。”

邴绍明也指出，高考体育加分信息在公示上存在“形式主义”问题，“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在乡镇中学，公示文件发布在网上，但村镇的上网人群是少数，看到的人就非常有限。”邴绍明还透露，也有的地方部门没有把公示文件贴在显眼的位置，导致公示“形同虚设”。

体育高考加分舞弊的“窝案”和“优等生现象”

近五年高考体育加分负面案件的第二个特点，是此类加分舞弊的“窝案”现象。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在曝光案例中，涉案人数为两位数的有11起。例如2010年厦门马拉松比赛，就出现了群体舞弊现象，只为获得高考加分。

其中，有5起大规模集中于高中学校。例如，2014年河南省高考享受体育二级运动员以上政策加分的有738人，漯河高级中学居然有74人，占了河南全省此项加分总人数将近10%的比例。

第三个特点是，此类加分舞弊事件中，当事人里的“优等生”频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相关负面事件的当事人情况发现，高考体育加分舞弊并不是成绩“拖后腿”的学生的专利，其中不乏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比如据《京华时报》报道，2014年，辽宁省本溪中学共获得87个体育加分名额，其中来自该校“奥甲班”的学生有22名。据《法制晚报》报道，2011年，鄂尔多斯高考状元体育造假加分。2010年本报曾报道，河南焦作一中5名北大录取学生中，有4名都是体育加分生。

这些足以高分上榜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参与加分造假呢?

熊丙奇认为，这反映的正是“地方利益”和“政绩工程”问题。“有更多的学生进入名校，比如清华、北大，就都成了当地的政绩工程。”

针对近期辽宁、河南高考体优生造假一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造假一事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但是辽宁省相关部门已经表态，称涉案学生如放弃加分，即可正常录取。

专家认为，由于加分造假的性质与高考考试作弊类似，对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应是取消其高考成绩或者入学资格。而追责，也不应仅止于学生和校方。

“什么叫‘零容忍’?‘零容忍’应该先去追究辽宁省各级教育部门的责任，目前的调查方式是错误的。高考体育加分舞弊屡禁不止，其实主要是行政主导的结果。”熊丙奇最后说。

高考体育加分最易造假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高考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