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选择既改考试，也改招生，但不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时下不少人认为比较现实稳妥的改革。但这不符合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三是政府从考试和招生领域退出，把考试招生的权力还给学生和学校。这是政府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回归服务型政府、监督型政府的体现。有人担心这样会一放就乱，其实只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专业组织自主成长，同时加快法治、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内部专业招生团队的建设，就能避免混乱。

四是对考试、招生设计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案后，政府才从中退出。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等到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建立起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完善了，才能进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否则只会导致更多更大的招生腐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客观地说，从政府退出到专业的考试招生制度建立也需要较长的过程，但如果政府不退出，专业组织缺少自主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难以成长，真正的变革就不会到来。

那么，当高校成为招生主体后，如何保障权力运行公平公正?

一要靠程序设计的专业，每个学校要在招生章程里明确招生程序和各种标准，尽可能排除一切非专业的干扰;二靠公开，学生通过什么途径进来的、各项考试和测试的成绩，以及所有不涉及隐私的信息都要公开;三是明确责权边界。学校内部的招生要明确从学科到学院再到学校层级的招生权限和责任，建立内部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四是建立常规的外部监督，包括建立政府对高校招生的监督问责和招生违规举报查处制度，保障家长和考生行使监督权。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放弃一步到位的目标设计，不要期望一个“总体方案”和若干个配套“实施意见”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这次改革本身就是从单一走向多样，从一统走向多元，不存在有一个机构能设计出全国各地、不同学校都适用的方案，只有抓住“牛鼻子”即体制改革，让教育部门首先从高考招生的主体地位中退出，让渡出自主开展改革试验的空间，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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