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是一个极有政治天赋的人物，王安石曾对他称赞不已。熙宁初年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曾对宋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从新法的实行过程来看，安石此话不假，如果没有吕惠卿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不会那么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吕惠卿的弱点同样非常突出，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狭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这种自私的秉性暴露无遗，具体表现在：第一，为达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说王安石的坏话，损坏王安石的名声;第二，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对此，沈括、韩绛等人很有意见;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亲朋好友，如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妻弟方希觉等人，在吕惠卿政务期间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

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邓绾，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为人。但就是这种人，却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邓绾依靠高超的献媚术，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龙图阁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弹劾权，确实为王安石帮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见风使舵，谁有用就歌颂谁，谁无用就贬损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见吕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吕惠卿的后面说王安石的坏话，俨然成为吕惠卿的忠实信徒。王安石复职后，邓绾又极力掩盖自己的行为，故意拉开与吕惠卿的距离，甚至又说起吕惠卿的坏话，“奋力”揭发吕惠卿私置田产等不法行为。邓绾的露骨做法不仅使宋神宗很生气，连王安石也觉得此人太没有原则性。宋神宗厌恶其为人，亲自下令罢免了邓绾的官职。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辞职，结束了他的变法生涯。

在识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当的书呆子气，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认为他周围的人也是君子，他的这一缺点对变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变法期间，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锐官员都被人们视为“小人”。在王安石罢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居江宁养老时，才逐渐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时已经晚了。

相关高中历史知识点：强兵之法

强兵之法：

1、目的：改变积弱的局面，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

2、内容：

①保甲法：

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②保马法：

规定百姓可自愿申请养马，每户一匹，富户两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给钱自购。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马病死则要赔偿。

③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100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1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④设军器监：

政府下令设置军器监，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从此，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3、作用：

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加武器装备。

相关高中历史知识点：王安石变法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命运：

1、保守派反对变法，对变法百般阻挠和破坏;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坚持变法：

(1)目的：驳斥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

(2)内容：“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3、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的变化：

作为最高统治者，宋神宗态度的动摇不定，使变法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曲折。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支持王安石，变法顺利进行──态度动摇，1074年王安石辞职──1075年，恢复王安石职务，继续变法──和王安石意见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辞职，法令陆续废止，王安石退居江宁至死。

4、司马光当宰相，废除新法。

变法派与保守派：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始终存在变与不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变法派与传统派(反变法派)的激烈对立，并进而形成了党派之争。

从地域上讲，改革派大多来自南方。在我们选取的16位改革派(神宗除外)中，竟有13位是南方人，将近80%。这一方面证明了宋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事实,高中生物，随之而来的是南方籍官员在朝廷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南方人士在思想观念方面较北方开明，南方人士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传统保守派中，北方士人的比例大大加强，差不多要占到50%，这也决不是偶然现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是宋代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士大夫们不太容易受新观念的影响，他们对思维活跃的南方士人是既嫉妒又鄙视，因此，他们很容易结成联盟反对南方士人为核心的变法派。尽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们过于保守的态度十分不满，但非常尊敬他们，并没有因为反对而把他们清扫出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帝王，他没有被太祖圣训所束缚，对南北士人是一视同仁的。

从年龄上讲，两派有明显的差别。以熙宁四年(1070年)为计算标准，变法派16人(吕嘉问、王子韶除外)的平均年龄为40.9岁，传统派19人的平均年龄为56.5岁，两派年龄差为15.6岁。这一点尽管说明不了大问题，但它表明，人在年富力强的阶段，易于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不甘心被传统所束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心态渐强，乐于维持而不愿意变革，追求那种“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的理想。宋神宗此时正是20多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欲有所作为而大量引用年轻人是不难理解的。

从任职上看，改革派多在京师且身居要职，掌握了朝廷行政、人事、监察、财政等大权，这是改革的需要，否则改革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传统派则不同，他们很多原为前朝重臣，熙宁初年一般都在朝廷任职，而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大多都被贬到地方任职。这些资历颇深的官员离开京城，对变法的加速进行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他们遍布各地，掌握地方大权，却无形中又成为变法实施的阻力。这是一对矛盾，但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既要全力支持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又不能对这批老重臣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

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两派的斗争延续了30多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尽管变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员中的少数，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派，他基本上站在变法派的立场上，因此变法始终是向变法派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派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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