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橐驼其人，不知原名什么。他患有伛偻病，行走时背脊高起，脸朝下，就像骆驼，所以乡里人给他取了个“驼”的外号。橐驼听到后说：“很好啊，给我取这个名字挺恰当。”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原名，也自称橐驼。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的富豪人家为了种植花木以供玩赏，还有那些以种植果树出卖水果为生的人，都争着接他到家中供养。大家看到橐驼所种，或者移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别的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模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没有能使树木活得久、生长快的诀窍，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让它尽性生长罢了。大凡种植树木的特点是：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根上带旧土，筑土要紧密。这样做了之后，就不要再去动它，也不必担心它，种好以后离开时可以头也不回。栽种时就像抚育子女一样细心，种完后就像丢弃它那样不管。那么它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从而按它的本性生长。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并没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诀窍，只不过不压制耗损它的果实罢了，也并没有能使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诀窍。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种树时树根卷曲，又换上新土;培土不是过分就是不够。如果有与这做法不同的，又爱得太深，忧得太多，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离开之后又回头去看看。更过分的做法是抓破树皮来验查它是死是活，摇动树干来观察栽土是松是紧，这样就日益背离它的天性了。这虽说是爱它，实际上是害它，虽说是担心它，实际上是与他为敌。所以他们都比不上我，其实，我又有什么特殊能耐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作官治民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作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当官的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很怜爱百姓，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难。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割，早些缫你们的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好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放下饭碗去招待那些小吏都忙不过来，又怎能使我们人丁兴旺，人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这样困苦，又这样疲劳。如果我说的这些切中事实，它与我的同行种树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真好啊!这不是很好吗?我问种树，却得到了治民的方法。”于是，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赏析:

本代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代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照样使民不聊生。

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

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代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代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代共五段，每两段又可合为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代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要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代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三、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近年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代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代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代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节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代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代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代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代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代“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代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代，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