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编定的《而已集》。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1932年编定的《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攻击先生“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并以“贰臣”讽刺先生。对此，先生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丑恶面孔。以“二心”作集名，既是针锋相对的反击，又是向对方作出宣告：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1934年编定的《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作家素描》，其中写到：“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对此，先生反击道：“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昆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此番话表明了先生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讨好主子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于诙谐之中，寄托了对“美子”之类敌人的嘲讽鄙视。

1935年编定的《且介亭杂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当时，先生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当时此路被称为“半租界”。且，即租之右半;介，即界之下半。这里，先生用的是拆字和会意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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