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颖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 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溢号文忠公，又踢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大师之位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溢文忠苏武，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打，论事肯卑于陆赞。方嘉括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税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