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的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词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行的回信中说：“端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做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淇。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浮。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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