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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即将看到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栋……这34位十八大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民营企业家”。近年来，随着非公经济在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佼佼者出现在5年一度的党的盛会上。

他们与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组成了一个业绩优秀、道德优良、信仰坚定的“红色企业家”方阵。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不包括一线工人代表)。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十八大召开前夕，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还要对所有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最终的代表名单。

通过最后资格审查的代表，将在这个初冬走进人民大会堂行使他们的权利，包括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报告，讨论和决定党内的重大问题，选举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下称“党章”)等。

从央企高管到中央委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资料显示，中央企业系统(在京)选举出来52名十八大代表，比十七大再增5人。其中，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国电集团党组书记乔保平、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李庆奎、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代表达到14名，超过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总数的1/4。

约111位代表来自国企、国有金融机构

据《中国经济周刊》不完全统计，加上从地方选举出来的央企系统十八大代表，包括主要负责人代表和一线工人代表，整个中央企业系统(在京及地方)产生的十八大代表总规模逾百人，这将是影响中国未来5年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中央金融系统共选举产生42名十八大代表。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来自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 ，来自工商银行的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杨凯生，来自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王洪章、行长张建国，来自农业银行的董事长蒋超良、行长张云全部当选。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11位来自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参加党的十八大。

毫无疑问，对于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而言，当选党代表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荣耀之一，同时也是对其职业生涯的肯定。而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2002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选出中央委员198名，中央候补委员158名。其中，20位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的负责人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时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张庆伟，和时任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的李毅中当选中央委员。

2007年举行的党的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同样有20位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张庆伟，和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则当选中央委员。

1961年出生的张庆伟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如今已成为河北省省长。而遗憾的是，康日新因严重违纪， 在2010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后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央企高管向高级官员转型的不止张庆伟一人。现任福建省省长的苏树林，2002年就以央企中石油副总经理的身份入选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连任。

“更进一步”与企业地位有关

据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介绍，央企负责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历史沿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或国家部委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是国家核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前身是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是航空航天工业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业部等。

“原来的这些部长都是正部级、中央委员，后来转变为央企之后，虽说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仍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经营的资产也相当庞大，旗下的员工上百万，掌握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现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水平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10年的8489亿元。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已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张希贤分析，这是央企高管进入权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础。

“在选拔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这些人所在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大多数时候，企业负责人在党内担任职务的大小是与企业本身的重要性直接关联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这在党内也曾引起过争论。”张希贤说，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薪和掌权两者是否应该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还应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元。相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个收入要高出许多来。

此外，一些地方大国企的负责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亦曾连任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两人均来自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家用电器企业。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