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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3月6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促进教育公平——从新书《教育公平论》说起”为主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此次在线交流的内容摘要：

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目前教育四大不公平现象：一个是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一个是地区之间教育不公平;还有学校与学校之间教育不公平;不同的人群群体之间教育不公平，这些现象都还比较严重。

我们现有的教师轮岗制度一般只有一年，顶多两年，而且是在很小范围之内。由于时间太短，效果也未必会很好，很难真正起到师资均衡化的作用，如果把教师定为教育公务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公务员化可为今后我们实行真正的教师地区轮岗制度奠定一种制度保障。

2.近年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温家宝同志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专业人士认为，他的讲话无疑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此前关于重庆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新华社记者调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现在就业形势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农村学生自认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干脆就直接去打工挣钱。”重庆市永川区永荣中学杨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孩子想考好大学越来越难。”

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人差异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

农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i0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80%在农村地区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想留在北京好一点的高中当老师，都要求重点师范院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彭宇凡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少中学教师早已要求是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小学教师也都是本科生。

而在中西部农村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初的中专师范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有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还存在“不对口”的现象。据河南农村学校的一份调查显示，河南省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专职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大多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琼大声疾呼：“重视农村教师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般只有8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津补贴。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让很多教师选择“大逃亡”，县里教师每年以约10%的比例外流，“却没有人愿意流进来”。

“正因为目前城乡的教师队伍差距太大了，所以农村不少收入好一点有点门路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市去读书，使城市学校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杨老师眼里，“教育下乡”绝不仅仅是向农村宣传一些科教文卫的东西，而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也能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3.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     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工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4.学校招生一般是按照学区划分来进行，但近日在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却要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此举引起许多群众的不解和质疑。

2009年5月21日，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始报名，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该校为孩子报名。学校大门内侧摆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名工作人员。李先生兴冲冲地拿出户口本，交给两名工作人员。两人看了看户口本后，请李先生出示工作证。“给孩子报名上学，看大人工作证干啥?”他问。两人告诉他：“此次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为什么?”李先生一下子蒙了。“学校有规定!”一工作人员说。很快，这名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这上面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孩子才可报名!”

记者在“报名处”也见到了那页纸。上面罗列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单位名称：“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为什么不招别的学生?”记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孩子被拒绝入学之后，李先生有些生气：“公立学校应该是公共资源，怎么能专为公务人员享用?”

此后，还有多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家长愤然离开，另一些家长将此事反映到铜川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月21日上午，基础教育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是学区内的学生就可免试进校读书，学校不得考试，也不得设置门槛。“新区有好几所初中，只要家在新区的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符合规定。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是因为该校教学质量较高，家长遂产生了择校心理。”接到群众反映情况后，该科已与市一中校长王斌取得联系，得知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我们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秩序。此问题出现后，我们将重新划定学区，并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5.实际上，早在2005年底，“铜陵教育均衡”旋风就狠狠地刮了一阵，原因是当年10月份教育部在安徽省铜陵市举行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

当时的一份内参以《铜陵市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为题介绍了铜陵市为消除“教育腐败”“择校风气”而采取的种种措施，随后，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铜陵市破解“择校风”的成功经验。

到2006年4月2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写道，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铜陵市考察时强调，“大力推广铜陵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将这股旋风推向了极致。

不过，纵观媒体和专家总结的“铜陵经验”，不外几项内容：一是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二是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三是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各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来专家提的较多的改革方案。一转眼，时问到了2010年，铜陵市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教育公平”的模板，颇让一些观察者气短。一位评论者如此写道：“2005年教育部在铜陵市召开研讨会时，有专家说铜陵也许是国内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4年多过去了，说起教育均衡化，记者还是要往铜陵市跑。铜陵，你要孤独到几时?”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由于铜陵市的带动效应，各地争夺“教育公平模范”的声音时有耳闻，一些媒体也曾进行过报道，不过最终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究其原因，显然是其真实状况经不起推敲。

换句话说，铜陵之后，大家都在说，但却没有做。而就在铜陵本地，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在出现：校中校、变相择校、学区房已经出现，“均衡教育的最大成效是出了个教育厅副厅长!”一些人反映，由于安徽省示范重点高中的定向指标分配存在倾向性，所以择校、学区房的问题依旧存在。显然，问题正在向上走。而放到更大的维度，更严重的问题依旧摆在决策层面前，那就是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该怎么办?教育公平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能从“区域”走向全国?

在1月份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力争在2012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给各地方下了一个“紧箍咒”，迟迟难以破题的地方教育公平化有了最终期限。在一些专家看来，比起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区域均衡”并非什么难题，铜陵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真正难点是破除私心和少数人的‘利益联盟’。”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教授认为，对于地方重点学校的老师来说，教育经费重点倾斜，学校造得比别人漂亮，教学设施比别人先进，生源比别的学校优秀，既容易出升学率，待遇又好，职称也升得快;重点中学的校长更是各处吃香，因为手中握有的教育资源，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其他好处;而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这也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解决自己子女的优质教育问题将不费吹灰之力。这才是区域教育均衡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早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的王民养在会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评价说： “铜陵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当地政府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

实际上，一旦破除了这个症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出现，不外乎是教育经费公平化、教师及学校领导实行轮岗制、高中招生名额公平化。而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还建议，应该实现教师工资公平化，同时改革评价制度，改变目前中学评价由升学率这一单一标准决定的局面。

“该《意见》还有诸多亮点，回应了当前教育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亮出‘黄牌’。”对于教育部下发的这份《意见》，长期以“教育改革斗士”形象出现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表示了肯定，称该《意见》“是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不过《意见》最终还有待各部门落实，“均衡化”并无切实的量化标准，正如此前朱永新表示的，“严重的‘择校’问题说明相关政策的缺失或者执行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