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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里克·塞瓦赖德说，“任何一个低级趣味的人都不会有高级趣味，但是每一个自称趣味高级的人都有相当份量的低级趣味”。低俗内容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反映。但许多内容应有其既定的传播范围。例如我们虽不必像过去那样谈性色变，但对其大加详述恐怕也只能限于夫妇之间或专业课堂，而将其作为社交话题即为低俗，如“荤段子”;形形色色的“成人用品”也只限于在成人圈周知，不分对象长幼大肆广告便几近于恶俗。低俗从一开始就在受众的心里占据一定生存空间。因此，受众为寻求自身感官刺激而选择低俗，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为低俗文化存在的内因。

纵观网络事件，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很多人敢做;以前被喻为洪水猛兽的事物，如今很多人认为是荣耀;以前认为很丑陋的现象，如今媒体却都追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芙蓉出水了，凤姐出位了，就连西门庆的故里都大肆争抢了……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一些有悖常理的现象是正常的，因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待重建。随着国门不断打开，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东方传统思想不断“交锋”，出现负面思想实属平常，其实正是由于我国开放发展，社会物质条件的充裕为低俗文化提供了生存土壤。人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时，精神便有了向外拓展的需求，而当高尚文化又没能占据思想高地时，低俗文化自然乘虚而人。

2.媒体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造就低级趣味。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如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操守，化身为低俗文化的掮客，就会助长低俗。而这种低俗文化的沉渣泛起，背后是媒体的唯利是图的动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媒体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是苦练内功，依靠提高内容质量和创新机制来赢得市场，而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在某些采编人员心目中，媒体除了寻觅各种“轰动效应”的卖点以外，正确的舆论导向、教化职能、大局意识，都被抛诸脑后。

低俗文化的涌动，既与当今媒体，尤其是影视、互联网带动的“娱乐至上”潮流有关，又与我国文化发展不够均衡、文化表现形式不够多样、文化创新能力不够充足、文化核心价值观不够强大有关。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不均衡，文化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文化节目粗制滥造，经典电视剧翻拍频繁，文化严重缺乏创新，文化核心价值观亟待重塑。有网友评论，正是由于缺乏文化精品。才导致社会大众“饥不择食”。

3.有人说，从木子美、竹影青瞳开始，中国便似乎已经开始了一个以丑为美的审丑时代。其实，也可归纳为这是一个“媚俗”的时代。如果中国网媒及网民的“审美素质”不提高，国家在价值观上不加以引导，那么还会有更多的丑陋角色出现。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文件对《非诚勿扰》等涉及“低俗风”的电视节目进行了封杀，而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则同时发文指出要“坚决驱除低俗风”。这充分说明中央领导已关注到驱除“低俗风”的重要性了。

前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曾做客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文人讲坛，在谈起当前比较热门的婚恋节目时，朱虹表示，婚恋节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需求，这些节目出现的早期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后期便渐行渐偏、渐行渐远，这是需要警惕并加以防范的。电视台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宣传金钱至上的思想或炒作个人隐私。媒体不能助长低俗之风，更不能成为媚俗的帮凶、庸俗的平台。主流媒体必须宣传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善于批判那些腐朽堕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社会和生活环境。对于低俗的东西，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一毙而后快。但是，由于低俗的内因来源于受众对低俗的需求，只要这种需求存在，低俗就将以更繁复、更新奇的形式出现。按照马斯洛对于人的基本需求的分类，暴力、性、隐私等方面的满足是人的最低级的生理需求，而人的文明程度越高，其低级需求才会越少，高级需求才会越多。由此，治本之策是创造越来越健康、新颖的文化内容，将雅的文化通俗化，以此去挤压低俗文化的生存空间，消解低俗文化。

4.近来，关于抗日“神剧”的讨论一直充斥网络。部分抗日剧娱乐至上、被过度消费，引发媒体和观众的一片谴责。为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各卫视提出明确要求，对卫视电视剧黄金档已报排播的抗战题材剧进行重审和甄别，停播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同时对以严肃态度进行创作的抗战剧给予鼓励和支持。

抗日剧质量低下、戏谑恶搞，究其原因，正是编导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对抗日战场的惨烈程度等缺乏起码的认知，再加上从业者战争文学观的丑美混淆、良莠颠倒，最终导致了粗劣畸形的抗日“神剧”的出笼。但板子不能只打在编导身上，收片、播片机构同样不能免责。因此，治标亦治本才是杜绝劣质抗日“神剧”再出笼的良策。标，就是不播出，各个播出机构认真审片，严格遵守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应持守的底线;本，剧本乃一剧之本，编导应从文本上守住底线。

5.美国是世界上对电视低俗节目内容最早进行监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34年，美国政府根据《联邦通讯法》授权成立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它是对美国广播电视行业进行监管的独立机构，负责对广电业发放执照、制定规则和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美国是一个以商业化电视体制为主的国家，电视节目的品质主要靠政府的规范、市场的竞争、行业自律和社会团体的压力来共同保障。政府给电视节目品质制定出底线要求，然后在政策上设法采取有利于节目品质提高的措施。

德国是世界电视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频道和节目类型相当丰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电视传媒不受任何限制。德国对电视节目的管理主要通过规范性的法律手段，如《基本法》、政策制度、行业规范、公民监督等来实施。德国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监督方式是成立电视评议会，由来自政党、工会、教会、雇主联合会以及文化机构的代表组成，代表了各种集团的社会利益。

一些重要电视台的评议会近年来还增加了地方各州代表、宗教界、新闻出版、慈善团体和环保界代表。电视评议会根据《宪法》确定的保护青少年的原则，禁止电视播放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并有权开列“黑名单”。据悉，德国娱乐类节目的收视率排在新闻节目和体育节目之后居第三位。德国电视人普遍遵守一条行业规范——电视作为现代社会最大众化的娱乐工具，应当为观众提供丰富的、高品位的娱乐节目。

法国近年来与周边国家联手，多次破获国际犯罪集团的跨国色情网站和国际妇女、儿童卖淫网站。2007年，法国警方侦察到一个设在意大利境内的销售儿童色情商品的网站，发动了名为“彩虹行动”的突袭，一举在法国各地查获了140万张色情图片和2万张色情光碟，并抓获了数百名嫌犯。近年来，法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制作、销售和传播淫秽物品的定罪量作出了修改，加大了惩罚力度，如向未成年人展示淫秽物品者可判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如上述行为发生在网上，面对的是身份不确定的未成年受众，量刑加重至7年监禁和10万欧元罚款。

6.对于当下饱受争议的“伪娘”、日本苍井空、“芙蓉姐姐”、“凤姐”等“公众人物”，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低俗之风不但败坏社会风气，更会啃噬国家发展根基。面对一个个网络热炒“明星”，也许成年人都感到迷失、茫然，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是否会一头扎进媚俗文化中不可自拔?

其实，伪娘也好，凤姐也罢，或是遭人唾弃与受人追捧的拜金女，她们本是这个社会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当她们被策划包装后拙劣、出格的表演，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她们作为残缺的个体被无限放大，低俗的卖点也被无限传播。这恰恰是世人所不能容忍的，也是责任媒体应该划清界限的地方。毕竟，无论是恶搞杜甫，还是出格炒作，低俗文化并不具有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更不该强势占据媒体影响和引导主流价值观。这与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用先进的文化引导人、熏陶人、塑造人，用先进的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抵制低俗文化，倡导积极的社会文化，是政府的职能、媒体的操守，更应该是每一个公民自觉的行为。如果放任不管，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会随之降低，低俗媚俗之风更与我国社会主义荣辱观背道而驰。当前部分人群对“炒作明星”“网络红人”钦佩不已，昔日备受质疑的凤姐如今粉丝数量盈千累万，希求“一炒成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江苏某高校的教师说，一些娱乐节目和文艺产品不同程度存在的低俗之风，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近来还有蔓延之势。他认为，为了所谓收视、收听或阅读率而宣扬不健康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生活方式以及庸俗、恶俗的内容，与媒体的社会担当背道而驰，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这样的作品和产品，对于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来说，危害尤其大，必须坚决抵制。当前网络上鼓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文章不胜枚举，对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形成负面影响，很多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鼓吹好逸恶劳。

“钻石男“珍珠女“富二代’这些字眼通过荧屏和文艺作品的集中传播，几乎成了有些大学生的口头禅。”谈到网络文化中的低俗之风，该校大学生林同学表示：“低俗之风侵蚀了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看到网络上赤裸裸的炫富，同学之间不禁议论勤奋读书、埋头苦干到底能不能获得优秀前途。记得以前看《恰同学少年》的时候，为毛主席和他的同学们那种激昂向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情怀激动不已。不过现在大家都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得好不如嫁得好’，部分同学对人生失去理想，不愿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