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长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及提高银行业资本金的问题上，美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7月21日，被认为是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经奥巴马总统签字后正式生效。至此，旨在清除导致金融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的法案经历了财政部提案、众议院立法、参议院立法、参众两院协调等四个阶段，反映了美国从政府到国会、从监管机构到华尔街、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

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有很高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度,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达经济体进口萎缩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自2009年2月开始，出口开始全面复苏。2010年上半年，全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35.2％。总体上讲，中国出口的大环境明显好于2009年，2010年出口对中国GDP贡献加大。
虽然中国经济已从2009年的投资拉动，转变为当前的投资与出口双拉动，但也存在隐忧。这一方面将进一步加大经济过热的风险，另一方面，出口急升，将加剧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基础货币大幅增长。为防止通胀，央行将被迫更加频繁地使用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手段。此外，人民币汇率政策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

在主要国际货币刻意保持低利率的条件下，中国可能面临利率偏低、流动性充足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已带动商品价格，特别是资源品价格上扬，进而引发中国的输入成本上涨的忧虑。

积极培育市场需求，拉动内需 “十二五”期间，促进内需是关键。第一，激发投资需求。5月份，中央政府以“新36条”的形式再次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资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等一些垄断性行业。这一制度红利真正释放牵涉到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有可能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要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进行过度扩张，同时要清理大中型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的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要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管制，降低垄断性领域进入的门槛。第二，鼓励消费。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上。2009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计增长幅度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在危机时期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第三，促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尽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但是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应当说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的转折点上，在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或许这个转换还需要时间，但已开始进入起点阶段。

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客观上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首先是资源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公用事业价格调整，要素价格改革以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等。其次是国企和垄断企业的改革，目的是创造大型国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氛围，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众多改革都将是推动结构转型的重要着力点。

抓住全球化主线，加快资本形成和资源布局 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的相对低迷，以及资源价格相对较低，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索罗斯最近在香港说，金融危机对美国冲击最大，中国受益最多。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是受到冲击较小而已，而得益多少，还要看我们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及时进行良好的布局。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第一，资源的布局。中国要加速城市化，需要根据城市化加速的需求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第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基本上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中低端，在金融危机平稳后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是整合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期，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