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花钱”在文化层面，是一个中国传统，国人讲究“积谷防饥”,不敢赚多少花多少，更别说寅吃卯粮。在制度层面，社会保障水平是公众消费最大推因。一般而言，公众消费意愿与社会保障水平呈正相关——社会保障越好，公众对未来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很简单，老有所养的话，公众就用不着存钱养老，不敢花。经过近年来努力，公共财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仍达不到让公众放心将钱挪作他用的水平。

扩大消费要数量，更要质量。从消费结构来看，“衣食住行”类是生存型消费，满足自身生存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低层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是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才能称得上有质量。譬如同花费50万元，用于交房屋首期当“房奴”与用于旅游当“驴友”,其边际效用完全不一样。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偏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0.8%.可以列入社会保障范畴的生存型、发展型消费，就由公共财政多担点，让公众有更多钱花在改善生活质量上。

扩大消费不仅是一道经济题，还是民生题、政治题。需要多学科综合求解，保证发展速度，更要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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