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日渐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是在痛苦挣扎中的经济增长;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德国制造”125年的历史就像一个童话，它是德国在“二战”后崛起的密码，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挺立不倒的依靠，在欧债危机中仍“一枝独秀”的答案。100多年中，任何一件“德国制造”产品都像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受到各国的欢迎。当美英等西方国家纷纷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外包，自己转向来钱更容易的金融业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正是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美国《新闻周刊》曾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中感叹，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有专家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与美英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德国重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而美英重视酱为主导的生产。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英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裁员，而德国政府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制造业就业稳定，他们坚信酱没有思想，人才有，工程师一旦被解雇就再难重返岗位了，这也正是危机过后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能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

6.克里斯蒂安是德国勃兰登堡州一个小企业的木工。他初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是继续上大学深造学习，还是进入职业学校学一门手艺。“我和父母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和家庭条件后，决定上职业学校的木工专业。”克里斯蒂安介绍说，“在德国，经职业技术培训后的技术工人待遇很高，也很受尊重。我16岁上职业学校时，每月就能挣400欧元，足够自己生活了。再过两年我就有资格参加高级技师考试，26岁我完全有可能成为高级技工。”德国大学学制较长，一般6年，开销最少4万欧元，当克里斯蒂安的初中同学26岁大学毕业，还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存折上已经有5位数字的存款了。

德国制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除了30%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费用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培养一名职业学校学生每年平均花费1.5万欧元，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只是这一费用的三分之一。另外，企业还提供实习场所，并发给学生每月500至800欧元不等的生活费。德国《职业教育法》中，对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资格、设备、场所等方面都有所规定，能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表明了企业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荣誉，当然企业也会享受到国家的经费补贴。但也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或愿意亲自培养人才，对一些企业来说，购买培训设备、找人实施培训的费用十分昂贵。于是，一些专门帮助企业承担学徒“校外培养”任务的职业培训中心应运而生。企业需要什么，培训中心就培训什么。

在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和工业界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工商协会，各司其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培养技术型人才，保持德国竞争力。德国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搭建合理的法律框架，认可培训岗位并对培训、创新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职业教育学校设定课程，为教职人员提供资金支持等事务则落到各联邦州的头上。同时，联邦州还需监管商会活动，因为商会在职业教育中承担了监管企业、证书发放等重要任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企业有必要不断创新、更新职业培训岗位，提名专家参与规则制定，并提供一定的培训补贴。工商联合会和手工业协会两大协会负责监管企业，包括核实企业培训资质、监管企业培训、登记培训合同、管理考试等重要环节。此外，商会还会为企业培训提供咨询，在企业与学徒产生纠纷时充当调解人角色。法国总统曾感慨地说，德国每年要向西欧出口很多产品，但看来还应该出口另一种产品，这就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

7.浙江Z公司新品线组长老梁，利用3个月的工余时间，经过100多次反复的试验，攻破了“丝攻短牙(拔牙)项目”，让该公司每年仅这个工序就节约了10多万元的生产成本。老梁这样理解自己的自主创新：“作为生产工人，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合格率。我这样做，只是坚持我的工作准则，尽量降低产品的废品率，节约生产成本。我是通过这种创造性劳动体会到了更多的价值。我们工人不该只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个充满创造性的个体。其实只要给我们工人一个杠杆，我们同样能撬动地球!”

宝钢集团以全国钢铁业6%的产量，实现了全行业约30%的利润。有何秘诀呢?“职工是企业力量之基、活力之源!”宝钢集团董事长说，“宝钢式创新的最大特色是‘蓝领创新’，每天产生专利4件，五成由一线工人创造。”工人发明家孔利明20多年来，为宝钢解决各类设备的疑难杂症，主导生产工艺改进，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达上千万元。“我的大学在宝钢。”这是孔利明的肺腑之言。出身钳工的卢江海在孔利明的带动下，立足本职岗位搞专利研发，成为宝钢的“金点子大王”，一年内他提出13条合理化建议，创造26项实用专利、4项发明专利。宝钢的职工创新以开放式的岗位责任制为基础，逐步形成深入的创新体系和跨岗位、跨区域、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全覆盖的创新激励体系，职工创新奖励从10元到100万元。“机器不能代替人，中国工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怎样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认为，宝钢“蓝领创新”，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依靠职工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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