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多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国家之一。在新加坡建设廉洁国家的过程中，贪污调查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成为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最高专门机构，直接对总理负责，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广泛的权力。在贪污调查局的宣传手册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使命宣言：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动，取缔贪污犯罪。”根据法律，不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私营企业主，不论是受贿者还是行贿者，不论贪污的案值大小，不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新加坡公民涉嫌贪污犯罪，贪污调查局都有权进行立案调查。对贪污嫌疑人，调查人员可以进行跟踪、搜查甚至逮捕。在法庭上，贪污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

反腐败必须依法治理。反腐败要靠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法律。用法律武器同腐败作斗争，把反腐败建立在法制基础上，是新加坡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点。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查办腐败案件之所以高效、有力，在于他们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律，使得调查局在查案过程中游刃有余。仔细研究新加坡反腐败的立法，其特点十分明显：第一，反腐败立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新加坡独立41年，《防止贪污法》大的修改有四次，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其间还制定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在执法规定中严格杜绝或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任何政党和组织均无权干扰司法独立。第二，立法要有利于查处和执法。法律要规定得尽量详尽可操作，避免执法者从法外寻找途径执法而违法，这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加坡在立法上对罪名的设定严密、细致、周全。同时，明确司法原则，保证执法机关严格、公正、规范地执法。同为使用现代汉语的国家，新加坡在法律的制定上没有模棱两可的规定，使决策者或执法者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作为在新加坡政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民行动党，其各项活动都能自觉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没有人胆敢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反腐败必须坚持从严惩处，西化的民主在亚洲国家行不通。新加坡的法制严明、执法严格是举世公认的，李光耀多次讲：“在民主的背后，我要拿着严厉的大棒。”之所以能够保持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关键在于执法严格。

反腐败与发展经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李光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新加坡作为弹丸小国，资源缺乏，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民主，惟有不断前行，居安思危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与反腐败不但不矛盾，而且有利于持之以恒地反腐败。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反腐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反腐败保证了政府的廉洁、高效，保证了市场规则的公正运行，保证了正常、有序的经济秩序。

反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是举世闻名的。认为“高薪是保持诚实的依托”，“好人”自然要“好价”，“便宜没有好政府”。高薪养廉，把隐性成本转换成显性成本，既提高了公务员待遇，又不增加政府运行成本，还净化了政府运行环境。新加坡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即“教育倡廉、高薪养廉、规则和监督保廉”。高薪养廉对防止腐败有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允许的条件下应当实行，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从产生腐败的角度来看，高薪仅仅是提高腐败者犯罪的成本。新加坡反腐败成功的重要做法在于坚持不懈地综合治理：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注重健全和完善法制、体制、机制;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加强有效管理和控制，规范行为，建立准则;在教育和观念培养层面上，大力倡导和培养诚实、正直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价值观;在司法层面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真正体现在实际生活当中，从而使意志薄弱者不能为、不敢为，使大多数人不必为、不想为。 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