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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4月初，37岁的H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老师开始了三年一次的述职工作。答辩结束后，系内决定继续聘任。但外文系将材料上报至校人事处进行最终核定后，方老师因学校“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的规定，面临“非升即走”的境地。

H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老师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

当前，方老师已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面对方老师的遭遇，有网友这样评论道：“不重教学只重科研，让大学不再是大学而是研究所，干脆中间都加个科研吧!H大学，为什么不改成H科研大学，或者直接改名为H研究所?”方老师被迫转岗一事，在学界也引发巨大争议。

事实上。自2007年接手本科一年级专业写作课以来，方老师一直保持平均每份作业30分钟、每周25小时的批改量。2011年至2013年，她有三个学期入围期末教师评价前5%，曾获得“H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H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等教学荣誉。但是，这些教学上的成果并未助力方老师的职称评选。近5年来，她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这是致命伤。

有不少高校人士认为，“非升即走”制度真正运作起来之后，评价体系中的教、研如何平衡，具体的标准如何核定，都需要更个体化的考量。

“大学难道不该以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学生为最终标准吗?”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教授认为，对教师的考评不应仅看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作为大学教师，教学肯定要达到一定质量，并且最好是首要的衡量标准，否则教师和研究员有什么区别?但平心而论，相较于发表文章数、申请项目数等科研“硬”指标，教学指标弹性较大，质量也是隐性的。尤其对那些长时间教授一门课的老师而言，花三小时和两小时备课，其中差别或许只有自己知道。

“科研和教学本来就不能截然划界。相反，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密切相关。”张教授认为，如果老师局限于教学，不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准，那也很难成为优秀的高校教师。只是，在“非升即走”的人事管理制度下，教师的学术水平是否一定要通过论文数量来体现，则值得商榷。

2.1994年，H大学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对那些走不了的人进行分流。这一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促进教师队伍合理流动。大学是生产知识的地方，大学教师置身知识和学术的最前沿.贡献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是其基本的职责要求。

据了解，浙江大学已经在2010年前后开始探索，将现有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学为主岗、研究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以及团队科研/教学岗等不同类型的岗位。为教师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平台与通道，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

根据浙江大学规划，将有约2/3的教师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这些教师在完成规定数量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设置了约为教师总数5%左右的教学为主岗，只针对基础课、大类课程等，要求年教学时数达到280以上。同时，还将安排现有师资力量的20%～30%从事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或进入各类创新团队，成为团队教学或科研岗成员。

3.2011年9月14日，方舟子爆料称包括四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六人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D学术腐败，举报信长达九千余字。全文以论文的形式，逐一摆出D学术腐败的论点和论据，附录中还列出了25篇可供参考的资料及具体时间。D就此表示，举报信内容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

这是又一起因内部造反而引发的涉嫌学术腐败丑闻。内部人举报，仿佛成了揭露学术丑闻的路径依赖，也仿佛成了最便捷的途径。举凡学术上的实名举报，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开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质疑。也可以看作是一次袒露在公共平台之上的驳难和答疑。如果双方都能够本着公心和为学术负责任的态度。平等地、认真地问答，其实完全可以将一次举报变成一次学术的再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