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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材料1

流动，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所在。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1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为2.3亿。流动不只改变乡村，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流动岂止在城乡?事实上，不仅仅是广大农民工，许多中国人的命运都在流动中得到了改变。跳槽求职的大学生群体、寻找投资之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享受生活的旅游群体、异国圆梦的留学[微博]群体……流动大军的主体愈发多元，规模愈发壮观，范围愈发广阔。

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的春运大迁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的流动图景。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春运人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5.6%，近几年接近10%。2012年，春运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今年则将超过34亿人次。

在流动中，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民工获得了财富与改变命运的机会。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收超过城市居民。农民收入增量源于三个因素，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打工收入增加。

流动，催生出“人口红利”效应，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劳动人口创造了中国GDP的20%左右。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说，流动人口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报告指出，2011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首次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报告显示，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流向的主要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吸纳能力在增加。随着中西部务工收入增幅高于东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务工收入差距在缩小。

2012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江西九江市调研时指出。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动力富民的动力。

城乡分隔、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到城乡一体——这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经历的四个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加速向乡村辐射，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有望达70%;而当城市化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100%。换言之，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

材料2

“流动的中国”是怎样发生形成的呢?“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推拉理论”首先由巴格内(D.J.Bagne。)提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促使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之后，李(E.S.Jee)在《移民[微博]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发展，他在巴格内理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认为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坚持了几十年的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农民摆脱了集体劳动的禁锢，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自由劳动者。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可以在城镇落户，由此开启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闸门，人口流动数量迅速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逐渐允许农民在中小城市里定居。同时，国家出台了多项户籍改革办法，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流动。地方各级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政策，如“蓝印户口”，取消“农转非”指标，对高质量的人才流动采取放宽政策等。进入21世纪，国家又逐步取消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合理制度，如收费制度、遣送制度等，并不断推动与之配套的保障、住房、教育等政策的改革。这些制度性改革，不但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体制保障，而且降低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寻找工作的成本与风险。

我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1300万。而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不会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七年减少了一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这样一来，便在……土地管理的过程。以江苏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全省4000多万……一年中均有一半时间……。据统计，中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直达3亿，人地紧张关系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生产……”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与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以上海为例，随着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境内外资本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上海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上海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2—1990 年期间，上海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从 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劳动力适龄人口增加了291.20万，增长34.12%，达到1143.32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上海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补充，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风险较高的建筑业、收入较低的制造业、住宿条件较差的餐饮业、工作时间较长的批发零售业等低级劳动力市场，本场劳动人口不愿进入，需要由外来劳动力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