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这些年，在“泛娱乐化”的资本市场高歌猛进，中国文艺事业很容易把作为其核心价值的社会教化功能抛之脑后。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曾警示，在这个时代里，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如今，社会生活压力大，公众需要寻找有效途径放松解压，易被以快餐作为注脚的娱乐文化遮蔽双眼，而渐渐失去对历史的理性观照和理解比较复杂的文化的精力和意愿。

无论是孔子、老子的画像被穿上西装、打起领带，成为服装品牌“代言人”;还是一些影视剧、戏剧对经典名著不负责任地翻拍和戏说;抑或一些城市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背景，将其恶搞后，变成低俗卖点……近年来，戏谑、审丑、颠覆等与主流价值取向相背离的“娱乐秀”屡见不鲜，暴露出公众对“崇高”“伟大”等精神要素缺乏基本尊重和价值判断的社会不良趋势，所以更需要健康正面的文艺作品站出来，发挥引领功能。然而，囿于资本的裹挟和对金钱的盲目追求，一些文艺作品不但不能引领文化，反而唯迎合市场的消费心态马首是瞻，只顾传播、不顾接受，只顾文化符号、不顾文化内核，只顾集合外力、不顾修炼内功，只顾商业价值、不顾艺术品质，奇观化、庸俗化和碎片化的创作理念导致作品精神矮化、内涵空洞，着实令人忧心。

针对文艺作品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问题，在电视剧界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不少代表提出了目前电视剧行业内存在的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业乱象，唐国强首先发表讲话称：“目前行业内存在市场化倾向、快餐式消费、过于浮躁等问题，过分注重于商业利益，出现唯收视率、唯票房、唯点击率等现象。”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彭健明也指出不能以收视率来评价一部电视剧好坏的标准，“在收视率影响决定电视剧走向的现实情况下，我觉得总局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拿出更加准确全面的标准。新的标准围绕着人民，人民高不高兴，人民喜不喜欢。”

同时彭健明指出目前很多收视率被大量的商业剧、神话穿越剧、古装历史戏说剧所占据，而央视在新的一年将狠抓定制剧和自制剧的生产，“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选剧和购剧是一个被动行为，往往不能选择到适合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好剧和大剧，整个市场的电视剧生产存在着大量的商业剧。”

导演尤小刚也认为现有的收视率标准已经失去公信力，“我们迫切的呼吁建立更准确、更科学、能够符合各人民阶层审美的标准体系。为什么我们要把评价的标准放在索福瑞他们设立的标准之上。这些年这些数据对电视市场的干扰极大，收视率诟病甚多，收视率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5、2014年9月29日，广电总局正

式下发“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行为被明确点名，由“劣迹艺人”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等也都被要求暂停播出。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编剧、导演、演员等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因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其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败坏了社会风气，尤其是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损害了行业形象，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对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尤为不利。广播影视作品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广电总局历来倡导广播影视从业人员遵纪守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历来倡导广播影视文艺工作者追求德艺双馨，通过优秀作品和良好形象在社会上传播正能量。为进一步净化音频、荧屏、银幕和网络环境，营造良好从业氛围，广电总局重申有关要求如下：

一、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坚持正确导向，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不得制作、播出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噱头的广播电视节目;暂停播出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

二、各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在电视视频点播、电视回看等业务服务中，暂停播出(点播)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和各类电视节目。

三、城市电影院线、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和电影队暂停放映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

四、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暂停传播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电影和各类节目，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网络视听节目、网络剧、微电影;不得制作传播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噱头的网络视听节目。

五、在广播影视对外交流中，暂停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和各类节目的赠送、销售和交流。

6、承载着中华文脉的四大名著，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其作为掘金的宝库、牟利的包装、炒作的口号，而不是宝贵的文化记忆，出现了众多怪现象。越来越多离奇改编的四大名著，让观众“反胃”，让书迷愤怒。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略有些戏谑地说，眼下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对名著也日渐淡漠，“我想现在还有看原著看了两遍再写剧本的，那就很好了。再过两年，编剧们就是先看几遍四大名著的动画片，再写剧本了。”

红学家周思源希望重拍的投资方、制作方一定要对四大名著怀有敬畏之心。“为什么叫四大名著?这个‘大’，不是巨大，不是宏大，而是伟大。因为四大名著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它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对伟大艺术作品，对我们民族文化结晶的敬畏之情，就奠定了重拍成功最重要的精神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点，它就会沦为一种商业炒作去追求利润，它的庸俗化、低俗化就将不可避免。”周思源说。

“你究竟是怀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给广大观众奉献一顿精神佳肴的目的呢，还是仅仅想多赚点银子，意在炒作?”沈伯俊教授说。

沈伯俊认为，重拍四大名著不能有太多的功利思想，而应该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追求，“要吃透名著的精神，把握名著的主要内涵，否则的话即使找人写剧本，写得很认真，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废品。”

周思源认为，当下不少重拍名著的影视项目都难逃“沦为商业炒作去追求利润”的嫌疑。但重拍四大名著万万不能如此，必须先做好传统文化功课，对原著抱有敬畏之心，对剧本写作精益求精，“千万不要急于投拍”。

“四大名著是广大人民所最熟悉、最了解、最喜欢也具有最高期待值的艺术巨著，”周思源真诚地说，“四大名著的改编，最重要的是要让数以亿计的广大观众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