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题问答

“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陆铭：北京大学的姚洋老师。他对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也对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有很深入的理解。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陆铭：唯一的意外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一点点超出我的预期。我也预期到，今年会很差。但今年差的程度，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对实体经济抑制的作用要超过我的预期。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陆铭：户籍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土地法也会有点修改，具体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陆铭：我觉得围绕城市发展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等还是值得投资的。

【核心观点】

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每年有1/5经济增长在“流失”

新京报：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到政策层面上，最相关的就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铭：当前中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政策上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我们现在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有限制的。劳动力就是一大生产要素。经济学里面讲，劳动力流动可以带来地区间的均等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四川工作的人，看到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收入高，可能会到北京和上海去工作,这就是劳动力流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当到北京去挣的钱，扣掉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四川一样就不会去了。劳动力越是自由流动，地区间的经济从人均意义上收入越是均衡。如果我们说管住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造成的结果就是高技能、高收入的人群是管不住的，比如硕士毕业、博士毕业的人，留户口总是能留的，户口问题主要限制了低收入者。

低收入者被限制住，高收入者都到北京、上海去。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速度快，当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大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比小城市的更快了，实际上这反而不利于收入差距缩小，也制约了那些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新京报：户籍壁垒到底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铭：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城市里形成新二元结构，就是有当地户籍的人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在这两类人群之间存在几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我们还发现，外来人口的幸福感也是更低的。在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外来人口的聚居现象，这对城市的和谐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们今天总是讲中国内需不足。之前，我们研究比较了所谓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消费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在年龄、性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地户籍，我们发现，一个“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比“本地人”低30%。

新京报：户籍问题为什么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

陆铭：有几大原因：第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流动性很强，一些耐用消费品就不买了，或者就是租也不会买;第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很低的，低于10%，他就比本地人要更加存钱去防止养老和生病。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的话，就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收入的下降。

据我们测算，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