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不需要了，从宏观来讲，经济增长会受影响;从微观来讲，城市人的生活会受影响，当你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剩下人的服务价格会提高，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市场调节可防止城市“爆炸”

新京报：关于户籍改革，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改革举措，你怎么看?

陆铭：当“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外来人口就变得不高兴，其实我同时也发现了，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也变得不高兴。

“本地人”有两个效应，第一，他是强势的，他比别人越好的时候他越高兴。第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犯罪率上升，强势的人也不高兴。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既没效率，也不公平，也不和谐。

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要矛盾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我们现在避重就轻，中小城镇放开户籍，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中小城镇创造就业和收入的能力比不上大城市，人们为什么要去?

新京报：有人认为户籍制度一旦放开，城市会爆炸。

陆铭：不会的。这里面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当户籍制度慢慢放开的时候，因为土地有限，地价、房价慢慢往上涨，涨到有人觉得这么高的房价，在这里生活已经不如回老家了，这个就是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城市规模。

当一个城市放开以后，土地价格和房价的上涨，会连带使得生活成本上涨。如果生活成本上涨，抵不过一个人到这个城市里面所获得收入的时候，就不来了。

新京报：生活成本上涨，会不会影响到城市发展?

陆铭：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国家反过来补贴低收入者，通过补贴这部分人增加城市服务业的劳动供给，把城市的活力和生活质量提升了，而这个城市，活力和生活质量反过来有利于高收入者。

说通俗点，高收入者雇得起保姆，下得了饭馆。这时，一方面经济增长上去了，一方面也解放了他的生产力，他可以多点时间去看书工作，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享受生活。表面上，政府在补贴低收入者，实际上间接也让高收入者受益，最后城市发展起来了。

均衡发展不应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新京报：我们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你为什么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

陆铭：我的研究表明，越大的城市，越能够提高就业的概率。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居民个人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这在经济学里面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或者教育的社会回报。

新京报：城市间经济的发展难道不是应该尽量均衡吗?

陆铭：当经济资源被行政干预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时候，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下来了。

我们常说要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反而没有均衡。因为在人均意义上讲，越是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越是没平衡。只有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让城市去发展，它是更加有效率，而且是更加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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