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已经工作并出嫁;妹妹正在学习西点厨艺，很快也能挣钱;项春梅养活自己也没问题。尽管家人还住在简陋的外来人密集居住的城中村，但他们也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她相信父母到年老了是会回家的，毕竟“落叶归根”。如果自己不离开上海，可能会像父母一样，一直在这里，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女带到这里，等到年老了再回家……一代一代循环反复。如果离开，是不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呢?

不过，她跟着亲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朋友圈子也都在这里，交的男朋友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外地农村来上海务工者的子弟。自己能离开他们吗?想到这些，她又开始犹豫了。

4.“像没有根的浮萍，感觉自己和那里的人格格不入。”今年24岁的曹彦杰回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生涯时是这样形容的。起初，她在东营一家外贸公司从事文秘工作，没有保险、没有房子、无法照顾家人……考虑到照顾老人、婚姻等多种因素，曹彦杰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禹城，并经营起一家窗帘店。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最渴望的是长久而稳定地留在城市。德州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刘应平分析， 80、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甚至是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阻碍着他们向城市迈进的步伐。

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姜勇认为，“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刘应平认为，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就业限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向 “市民待遇”靠拢。但是， “市民待遇”不是单项指标，而应是一个综合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精神文化权益的保障。

5.芦山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小县，总人口11.8万，其中农业人口9.3万。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5万，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7万，占打工人员的68%。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09年年底，返乡农民工约4800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19%。2010年春节后，返乡农民工中约有1100人又进城找到了工作，占返乡农民工的22.9%;约有2100人已在本县企业就业或就地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43.8%;还有约1600人尚未找到工作，在家务农等待时机外出打工，占返乡农民工的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