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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油价国际接轨改革以来，成品油价共调整了17次，其中调升12次，调降5次。国际油价有涨有跌，我国油价涨多跌少，而且油价国际接轨改革政策退出时国内油价高、国际油价低，大幅度抬高了国内油价的定价技术的起点。

2012年以来柴油油价历经7次上调，每升上涨了1.6元，从2002年到2012年4月，十年间，零号柴油的价格涨幅高达73.3%。“一辆20吨的干线运输货车，路桥费占经营成本的24.63%，油费占到51.16%了。”物流企业叫苦连天。2002年时油费只占成本的27.7%。

3、回溯出租车行业历史沿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租车牌照的审批并无限制，既允许公司又允许个人申请经营，各地出租车行业因此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竞争加剧、司机收入下降、交通拥堵等种种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并由政府主导对出租车经营权(出租车牌照)进行有偿出让。2004年，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被列入行政许可行业，各地政府“为整顿、规范行业”，实行数量控制、特许经营、价格管制，推行公司制运营，新增出租车牌照投放十分有限。这种人为的行政管制，催生出出租车行业特有模式，也滋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情景1】“打车!打车!”傍晚，小肖和几个同事在地铁口拦车，但半个小时无人理会，拨打叫车电话也一直忙音，奇怪的是，接连几辆亮着“空车”牌的出租车都在瓢泼大雨中激起一路水花，飞驰而去。

几米外，同样被滞留在地铁口的数百人集体目睹了这一幕，人们愤怒了，有人仍出了易拉罐，有人开始打电话投诉拒载，有人直接走出来站在路中央……

对于这一切，坐在出租车里的的哥顾师傅毫不在意，他正在跟搭档老陈通电话，商量着是否要跑晚班。

每天早8点和晚7点，是顾师傅与老陈交班的时间这也是上下班高峰时间段。交班时间是顾师傅定下的，理由很简单：“高峰时间经常堵车，一睹就赔钱，还不如用来交班和休息。”

“高峰必堵，堵车必赔。”顾师傅背出这笔烂熟于心的帐，“车速低于15公里按时间计费，每5分钟按1公里算，每2分30秒计费一次，算下来，堵1个小时才20多块钱，可是堵1个小时我的油钱多少?”

顾师傅算了一笔账，开“单班”的师傅，每个月他要上交公司的“份子钱”为5157元，并且承担交通违规、车辆修理和保养等各种风险费用，加上油钱成本，“一个月出去的钱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睁眼就欠着300元钱了，拉够了300元钱的活，才能保本儿，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顾师傅跑的是“双班”，两人“合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较“单班”短，因此，“双班”的“份子钱”总共为8280元。

为了保证收入，的哥们不敢在高峰期出车，又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人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因为休息一天就亏损一天。普遍一天干12个小时以上，个别拼命的干到15个小时以上。”顾师傅说，“所有的哥都在疲劳驾驶，拿命换钱，每天开到最后基本上连红绿灯都看不懂了，彻底僵住了。”因此，对于的哥们来说，“赔钱风险大”的上下班高峰期是最佳时休息时间。

【情景2】出租车司机林师傅发现，最近“躲猫猫”的出租车越来越多了。“主要是油价又上调了，压力太大，补贴又拿不到手，在高峰期跑车赔钱的风险更大了。油价上涨收入就必然下降。”“每次从出租车运价调整提出到最终确立这段时间，国家都会给与出租车司机一定额度的补贴，但这笔钱通过公司下发，总是耳闻，很难拿到手。”

【情景3】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基地门口，一面大屏风墙上写着：“让勤劳者更富有。”每每看到，司机王师傅都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的哥勤劳，富有了吗?富有的是公司，他们勤劳了吗?”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的王师傅赶回公司交“份子钱”，看到经理正泡着茶，拿“老头乐”捶腿。“一个管理300辆车的出租车公司光每月份子钱就能收上200多万元。很多大公司拥有出租车几千上万辆，一个月收入多少?公司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它只管每月向司机收固定的份子钱，不用承担油费、维修、保养、事故等负担，而且份子钱只会涨不会跌，旱涝保收，只多不少，简直是坐着数钱的买卖。”

【情景4】“份子钱什么时候能降?为这个我们早年也罢工过。公司势力很强的，直接开除几个挑头的，在派几个打手镇压一下，一般就不了了之了。”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

与公司博弈失败之后，司机们决定转而向政府施压，以增加补贴和提高运价为由的罢工愈演愈烈。“出租车司机是用公众利益要挟政府，政府往往身处被动，为息事宁人而步步妥协。”某研究院介绍。“据统计，从1996年6月始于北京的首次罢运算起，直至2011年底，全国共发生了数百起出租车罢运事件，北京、上海、杭州、重庆、三亚、湖北、甘肃······几乎覆盖全国。”

伴随着油价上涨和司机罢工，各地纷纷掀起出租车涨价潮。长春、北京、南宁、深圳等地均开征出租车燃油附加费，上海亦举行听证会，商讨是提高起步价还是每公里单价。

然而，涨价能否破解出租车行业困境?“苦了司机，贵了乘客，亏了政府，富了公司。”这“三输一赢”的利益格局缘何产生?

200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出租车公司组建工会，推动“份子钱”集体协商制度，但是因为出租车牌照依然大量控制在出租车公司手中，司机们在强大的资方面前依然处于弱势，最终“份子钱”依然只能由出租车公司说了算。出租车司机最关心的就是“份子钱”。

2011年8月1日，在杭州又发生千余车辆出租车停运的事件，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行业的司机权益得不到保障，市民出行难、搭车难，以及黑车泛滥等等问题?

2012年2月，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宣布2012年3月起，全国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子钱”)、社会保障、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

4、在我国，由于政府对出租车的管理采取数量控制、特许经营、价格管制的管理模式，催生出出租车行业特有生态。

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出租车行业都实行公司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控制出租车牌照的发放数量，牌照通过拍卖或招标的方式发放给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是出租车行业的经营主体。公司制模式下根据出租车的产权归属又有承包和挂靠两种方式，公司购买车辆进行经营，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出租车司机与公司的关系为承包关系，承包人先向公司交几万元至十几万元费用和部分押金承包出租车后，还要每月上缴管理费即份子钱;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出资购买车辆并拥有车辆产权，然后缴纳相对较少的费用挂靠到公司名下经营，每月也还要上缴份子钱，一般统称这两种形式为承包挂靠制。

事实上，在承包挂靠制这条利益链上，处于链条末端的承包商和司机承担了绝大部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诸如油钱、车辆维修费、车船使用税、交通罚款等等费用。在出租车承包合同上都会有如下条款，“承包期间乙方发生车辆事故及其他问题，除保险公司应负的赔偿责任外，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法律及经济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长期以来，出租车牌照持有人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关系被看做是一种现代的剥削制度，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在高压和不健康的环境下工作10小时以上，且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日，每个月的收入仅为千元，不少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颈椎病和胃病等职业病，甚至还要面临被抢、被害等突发职业危险。

与其他城市不同，温州市的出租车管理同时还推行了个体制模式，出租车司机独立运营，政府相关部门控制出租车运营资格，个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所有权，个人经营的收入扣去牌照成本、经营成本如油钱、车辆修理费、税金等之后都归个人所有。然而，个体制模式也衍生出了新的问题。比如温州的出租车牌照由于稀缺性且可以抵押到银行贷款，一度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一张3万元即可买断的牌照价格竟然能飙升到140万元，很多出租车司机说，在温州有了出租车牌照就发财了。出租车牌照不容易获得，政府寻租空间非常大，也出现了没有任何出租车手续的“黑车”，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在温州，出租车老版一旦获得了这个牌照，大多将车租给外地人开。出租车司机主要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因为不是自己的车，出租车服务质量、卫生状况都不好。不仅如此，出租车司机闯红灯、飙车等违法交通规则的情况非常严重。与此同时，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没有被纳入社保范围。

5、广东省是全国最早经省政府批准试行“贷款建桥、过路收费”政策的省份，1984年，在广东省试行集资建路建桥并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基础上，国家开始推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自此以来全国各地出台了各种措施加快公路发展步伐。1994年国家开始推行“公路经营权转让”政策，我国公路事业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10年，我国已有公路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7.4万公里，建成了以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为主骨架、通达省、市、县、镇、乡的公路网络。现有的公路网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一级公路、42%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收费公路政策建成的，所有的收费公路建设总投资当中，接近80%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和集资获得的。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的公路(以下简称政府还贷公路)，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或者按照公路法的规定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的公路(以下简称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方可收取车辆通行费。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用收费偿还贷款、偿还有偿集资款的原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15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25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

6、在很多地方，违规设置收费站、转让经营权等行为，使公益性受到严重挑战，公路成了地方政府和某些利益集团的“财路”。地方政府最通行的做法是将收费多年、经营效益良好的公路“改头换面”，违规重新批准和计算收费期限，对较短期限内能还清贷款并有合合理经营收益的收费公路，也批准按规定的最高收费年限30年收费。个别地方将其他项目的债务并入收费公路，人为加大债务规模，违规延长收费期限。

以北京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为例，该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在收费3年多年后，北京市于1997年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计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

路桥费也是物流企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30%左右。据统计，中国的高速公路平均收费是0.6元/公里，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是0.4元/公里。

物流企业还要面对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罚款，道路执法部门也非常多，有交警，也有路政部门、林业部门，有的地方城管也在上路罚款。

司机刘师傅从鄂尔多斯驾驶大货车前往河南西峡，刚通过内蒙古陕西交界的高速公路收费口就出了故障，停在紧靠收费口附近的休息区。中午，路政人员赶到，违规扣下了只有交警才有权扣留的行驶证，然后开始计时。司机询问执法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一个小时处罚300元。”司机不解在正常休息的地带为什么被罚款。下午4点半，路政人员再次赶来，以乱停乱放为由，要求处罚900元。路政人员说：“不用开票交600元也可以，我知道您也辛苦，我们回去也得跟领导说。”司机给执法人员拿出600元后，执法人员并没有开出任何票据，只是把行驶证还给司机，执法车就离开了。

长途火车司机吴忠耀常年跑从广东道辽宁的货运专线。吴师傅的车限高四米，没有超重，但是高度超过了0.5米，被交警、路政查出来是要挨打的。在路上过安徽和江苏交界的吴庄收费站点时，吴师傅拿出来一份驾驶证的封皮，熟练的装了50块钱，私下里交给了收费站旁边的一位交警，就免去了通常200元的超载罚款。

在运价低靡、燃油等成本不断上扬的困境之下，超载、超限似乎是很多物流企业平衡利润的“不错”的选择，罚款成本约占其经营成本的5%—10%，由于执法部门只罚款不卸货，企业把罚款的钱再从超载中捞回来，因此超载、超限是物流企业的普遍现象而且屡禁不止。以普通16,.5米半挂车为例，按照规定标准只能运输货物150方左右，在现行价格下，企业就没有利润，还会亏损。实际上几乎所有企业都对车辆进行改装，加钢板、换轮胎，对车辆加长、加宽，最后运输货物一般能达到240方，超载六成，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也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