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土地的城镇化已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剑平教授说，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多采用低密度、分散化方式，城市规模和占用土地面积迅速扩大。

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多，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限额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表示，一些地方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目、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从而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说，如果说多造点房子、多修点路、多建几座摩天大楼就算城镇化，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家们表示，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化建设，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土地权益市场化：开启城乡之间的财富之门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少专家呼吁，应加快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可允许农民以土地和房产出租、入股，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让土地继续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发展、增收致富的长久支撑。新型城镇化，应该用土地为农民开启一扇财富之门。

要让失地农民成为获益主体

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很少获益。甚至可以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就是对农民不断盘剥的过程。”

“地王”不断刷新，地价不断攀高，推动商品房价格大幅上升……这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生财之道，用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再经过拍卖，以高出成本数倍甚至十多倍的价格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巨额收益。

江苏淮安的失地农民朱海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政府征地时给我们的价格是1亩地1万多元，家里所有的地一共才不到10万元，这些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

南京市建邺区的拆迁户黄胜利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尽管拆迁时通过市场评估给了他一个补偿价，但实际上政府将土地拆迁后的拍卖所得远远高于拆迁成本，这对拆迁户而言并不公平。

城镇化围绕土地必定产生大量的投资和建设，这就需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在201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表示，在近年来出台的各项土地政策中，都首先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用益物权，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定增减挂钩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农村重大事项议事制度，依法听证、公示;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严禁强迫农民住高楼。

“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跟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说，要实现农民土地财产可股份化、可交易化，让进城农民有机会将农村的财产变现和交易，从而在城市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拧紧土地融资阀门

要想新型城镇化不再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就必须转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威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都承担了融资功能，以贷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储备资金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虽然这种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但这种模式既不合规，更存在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指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魔法杖”。这种融资机制是“成就”与“争议”的结合体，它既给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以房价高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