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顶层的政策都是高层权力与民众基础性权利、社会意识的互动演化结果，如果后两者并不具备，那么，在“权利弹性”的演变逻辑下，任何政策都会变成“尺蠖的蠕动”，老百姓再次受损，而既得利益者再次盆满钵满。所谓权利弹性，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即和类似税负的分担不取决于税负设计目的，也不取决于向谁征收，而取决于涉税交易中，交易双方的价格弹性。同样，任何改革中利益与成本的分担同样不取决于改革的名目，而取决于改革所涉及的各个群体的权利大小。所以，在有效的压制未能形成之前，在民众言论等权利未能释放之前，财产公示、特赦制度，不但不是止损的开始，反而可能是大规模、合法的“洗白”，是新一轮贪腐的起点。

即便再次假设这种压力业已形成，非法既得利益者已经面临止损的考虑，但也唯有可靠的法治才能让他们相信特赦是一个可信的承诺，而非引蛇出洞，而法治的这个承诺，又要依靠社会意识的认可。遗憾的是，目前的舆论、法治、乃至社会意识都离这个境界都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