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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着伦敦夜空感喟：“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成为那段黑暗岁月最苍凉的注脚。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发了一场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火。残酷血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先后将三十多个国家投入其中，卷入战争的人口在十五亿以上，吞噬了几千万人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

100年来，人类探索一战爆发原因的思索没有停步，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这团混乱的纱线被不同人以不同方式拆解和分析着。进入7月，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政治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掀起了对二十世纪“悲剧性开局”的新一轮反思。

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正是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昂首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国际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出现复杂声音，有人拿出裁剪好的欧洲一战“截图”来套今日亚洲，暗喻中国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有些人直截了当地将今天的中国比作当年的德国，用“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历史观来定义中国发展的路径;日本领导人更是借此攻击中国，以掩盖其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的真实目的……

一战带来的教训，究竟该如何汲取?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究竟是和平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当今世界，究竟是更稳定、更安全，还是更动荡、更危险?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伟大复兴”，究竟会给人类梦寐以求的持久和平带来什么?

未来世界的走向，深藏在这些问题之中。

(二)“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五天时间”。

迄今为止，一战爆发的原因仍像乱麻一般，难以理清。经济竞争、殖民地争夺、联盟对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双方战争准备的不断升级等因素常被提及。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时代的产物。

时代决定了偶然中的必然。

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乘坐的马车假如没有拐向暗藏刺客的街区，他们或许可以幸免于难，但列强走向战争的脚步不会因为这样的偶然停住。

1917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写下了一段百年后仍值得深思的话：“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1900年，当欧洲的学者们开始为“帝国主义”这个新概念著书立说的时候，战争的恶魔已经叩响了欧洲的大门。帝国之间争夺权势的惯性冲动使欧洲变成了“只需一个小火花就能引爆的火药桶”。战争的恶魔兴高采烈地踩着越来越密集的备战鼓点跨进了欧洲的门槛……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18年的那个夏日。战场上横尸遍野，硝烟弥散……”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这样写道。成千上万年轻士兵抱着投身于“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的信念，走向战场。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会明白，这场帝国主义共同发动的战争怎么可能带来和平?

(三)1917年春，法国邮轮“亚多士”号遭德国潜艇鱼雷攻击而沉没，船上的543名华工丧生。中国首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7年8月，中国正式向德奥宣战。整个一战期间，中国与其他尚是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承受了战争带来的巨大苦难，有近15万名中国劳工应征，担负起协约国艰苦的战地后勤任务。

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梦想借参战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摆脱被列强分割的命运。但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个积贫积弱被侵略者置于屠刀之下的国家，这样的梦想也只能是梦想而已。战争结束后，日本窃取了德国在山东的非法利益，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民族屈辱。

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而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浪潮，一战期间却在俄国成为现实。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来了一股澎湃的思潮。

由此开始，一战对中国近现代史、社会思潮和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形成了至深且广的影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在纪念一战百年时，大英图书馆中文馆馆长吴芳思这样写道：庆祝应该专属于1919年5月4日，因为这一天真正地回应了那些欧洲盟国在凡尔赛悍然做出的决定，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改变。

对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因一战而变。帝国主义野蛮争夺和血腥战争的惨烈后果，显露了“欧洲模式”的局限性。由西方文明造就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失去原有的光彩。李大钊在大战即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指出，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的这种怀疑，是他们由信仰民主主义到信仰社会主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去探索挽救中国命运的新途径。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历史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这种怀疑，使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对殖民地广大受压迫民众命运的强烈观照，就与争取更公平、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和平发展，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基本的元素、最鲜明的底色。

(四)维克多·雨果说过：“永远不要忘记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支火炬”。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历史的火炬，照亮我们的未来?

关于一战反思热潮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的影响惨痛而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百年前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格局深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战胜国与战败国均遭到重创，欧洲文明涂炭。德意志、奥匈、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国土崩瓦解，导致全球力量重心的根本性转移，欧洲的相对衰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开启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版图。

国际社会需要以史为鉴。然而，一些学者与政客炮制出“一战重演论”，把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把当前的东亚局势与一战前的欧洲局势联系起来，暗示中国崛起将打破地区与国际秩序，把世界带入另一场大战的深渊。这种牵强附会的类比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利用国际舆论对和平的期盼，将对战争的担忧与矛盾的焦点引向了中国。“一战重演论”正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百年一战，百年沧桑。当前世界战略格局、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较之百年前已全然不同，但一战暴露出的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等旧观念仍未退出历史舞台，强调所谓“均势”和“绝对安全观”等西方论调依然以真理自诩。这也是为什么值此一战百年纪念时刻，世界对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如此强烈。

均势，是一个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学概念。其逻辑是，均势被打破，战争随之而来。在打破均势的诸因素中，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被西方国际关系教科书屡屡提及。自一战以来，“大国冲突”“大国悲剧”“大国对抗”这些概念已经深植于西方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一战百年，西方舆论出现借一战比照中国的说法，就源于这样的历史观。

然而，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由单极向多极过渡的新时期，欧洲的历史经验再也不可能成为唯一解释现实问题的“黄金定律”。尽管如此，自19世纪逐步建立并被视为全球通行的“西方标准”，不可能痛痛快快地“退位”。特别是美国，甚至不再满足于均势，开始追求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绝对安全”。在他们的眼里，目前美国所享有的相对优势绝对不允许任何势力加以改变，美国的统治地位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撼动，为了保持这种“绝对安全”，甚至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遏制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力量。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会招来如此多的质疑、敌视和围堵。面对“另一条道路”朝气蓬勃的发展，近20年来，西方或是故意夸张“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或是刻意强调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或是反复渲染“国强必霸论”。这些舆论攻势甚嚣尘上之时，正是中国快速发展，并通过北京奥运会、汶川抗震救灾显示出制度优势的时候。观点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偏见，成为多种多样“中国威胁论”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