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处漂泊的流动学校不同，记者在各地也看到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成“明星校”的例子。这些学校多数享受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同时得到社会的帮扶、关注，并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校长和一套个性化的办学思路。

北京市星河双语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创建6年来，坚持“双语教学”“习惯养成教育”两大办学特色，从最初的298名学生发展到1500余名学生，成为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明星校”。

71岁的校长李守义做了54年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办好打工子弟学校的“突破点”是特色办学。“我们抓懂礼貌、勤洗手、冲厕所的行为习惯;更抓爱学习、勤思考的学习习惯，很快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李守义告诉记者，因为成长环境的限制，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见识、基本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与城市孩子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随迁子女父母因为工作等原因，不能常常关照孩子的学习;此外，随迁子女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这些特点，使农民工子弟校和普通学校办学存在差异。

在大部分生源是随迁子女的陕西省榆林市榆林高专附中，该校副校长王圣祥发现，很多随迁子女初次来到城市，没见过电影院、网吧、KTV，对此充满了好奇。为了“疏而导之”，学校每年开学组织学生看电影、参观网吧等。对流动性大的随迁子女，学校实行学习成绩的“动态管理”，发现哪个学生成绩弱，就个别了解情况，区别制定教学方案。2012年毕业生中，考取二本以上学校的有600多人。

两极分化　随迁子女如何“有学上”?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农民工子弟校可以办成“明星校”，而另一些却处于“非法校”或“漂泊校”的状态，两极分化严重。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梁威认为，个别“明星校”的成就，与校长个人的“办学力”关系很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贺立平则担心，政府由于财力、资源的限制，不能普遍支持民办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如果集中精力扶持几所，虽然可以很快看到成绩，但结果会导致“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难以实现教育公平。

梁威认为，仅靠个别校长的能力不足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应该由政府主导，主要通过公办学校来安排。一些办学条件允许或者不能马上消失的民办学校可以作为补充，不能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因为“没学上”，错失教育的最佳时期。

记者了解到，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各地义务教育经费和投入主要依据户籍人口数量来确定，这就在人口流入地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如何用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满足逐年增加的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对各地教育部门都是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认为，将义务教育经费跟着流动人口、而不是按照户籍人口下拨，会有助于各地财政安排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