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博士学位论文的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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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早春三月依然乍暖还寒，远处的草地在雨后已经显现点点新绿，向世人昭示着那个洁白的冬天最终离去，岁月又将开始新的轮回。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我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三号楼第十层的寝室，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以及三年来的学习生活。

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几乎天天生活在“爱与痛的边缘”。三年前，出于对行政学的热爱，我选择攻读行政学博士学位并且希望做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博士论文;却最终发现力有不逮，终难突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理论视野得到拓展的同时，也不断发现自己最初的设计中存在着许多缺陷。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自己一直在自信与怀疑之间不停地摆荡。很多次，我都怀疑自己选错了研究方向，试图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每当这个时候，总是导师帮我排疑解惑，扶我再次上路。

导师刘熙瑞教授是中国行政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主持创办全国最早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几年来从老师身上感受最多的是他的人品、学品、文品。老师正直坦荡、与人为善。作为行政学前辈，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启迪后学，热心地帮助和扶持青年学者;老师热爱学术、关注民生，始终致力于研究适合于中国本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造福民众;老师的文章质朴无化、高瞻远瞩，力求用最本真的语言传递他对现实的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洞见。能够成为刘老师的关门弟子，我既感到荣耀，又自知责任重大。

导师努力帮我树立坦荡、平和、理性及宽容的学术品格。在没有课的时候，导师尽力减少社会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传道、授业、解惑。他反对把行政管理学变成学者们使用专业术语自圆其说的清谈，或者是照搬西方民主观念和理论不负责的批判。“不能把刻薄当作深刻”。他承认现实改革中的困难与问题，但他认为一种踏踏实实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决心更加可贵。他始终教导我：在价值重塑以及规则重建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管理中任何不负责的偏激与冲动总是比保守或妥协更加危险。他提醒我警惕一些哗众取宠式的批判：如果说我们重视现实问题的存在，只能是因为我们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导师也传递给我对学术的信仰与忠诚。导师的勤勉与认真让我感受颇深，他总是早早地赶到办公室读书、写作，风雨无阻。每次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在休息时间认真整理会议讨论中的体会，回来会再与我进一步的讨论。在办公室里论及学术与时政，老师总是希望能够把他多年来对中国公共管理的思考向我传递多一点、再多一点，以至于这些谈话多以他猛然意识到已经错过饭时，然后请我到餐厅吃饭告终。谈到会意之处，老师意气风发，有时会抚掌大笑，鹤发童颜之间流露一个行政学者的纯粹与豁达。我相信，那个满头银发、智慧慈祥的长者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导师对行政管理学者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常说：“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学者要提醒官员保持清醒头脑，教会他们如何作一个好官。”我想，能够利用所学造福百姓，就是老师毕生最大的心愿。此次毕业论文的选题寄托了导师的殷切希望，他始终关注论文的进展，并就其中的关键问题多次与我展开深入讨论。在审阅论文稿的过程中，老师的认真与严谨几乎每每让我惭愧，从逻辑结构、理论表述到文献出处以及修辞文法，老师都认真细致地指出问题并提出理性、建议性的意见。没有导师高屋建瓴的指导与耐心细致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篇论文。

我永远感谢我的导师，他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那些做人为学的道理将让我受益终生。

我要感谢魏娜教授，她既是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导师组成员，也是刘老师招收并培养的第一个博士。魏老师可以算是我的同门大师姐，当然，她更是我所尊敬的教授。她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颇有吾师之风，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术的使命感为我辈同门树立了榜样。她对我的谆谆教诲总给我富有价值的启迪。

我还要感谢博士生导师组的孙柏瑛教授、张成福教授、毛寿龙教授、张康之教授等诸位学者，他们渊博的学识与谦和的人格都在我的求学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张康之教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对我们的平时的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给予耐心和细致的指导。毛寿龙教授在我毕业的时候热心地为我写推荐信。他创办的读书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勤奋而睿智的朋友，读书会组织的每周一次羽毛球活动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行政学系主任孙柏瑛教授，她对学术的热情以及对行政学系团队发展的使命感另人敬佩，她对学生的爱护和帮助让我感动。

我还要感谢研究生期间我的授课老师，他们辛勤的劳动给我智慧和力量，除了公共管理学院的诸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郑新业副教授对我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研究给出了极有价值的建议。我也不能忘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所有行政及教辅老师，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我相当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