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集群融资表现出了和国内不同的特征，研究方法上以案例研究为主。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Ja-runee Wonglimpiyarat(2006)在分析硅谷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动力过程中，发现风险资本和政府的融资创新项目是硅谷成功的催化剂。这主要是因为硅谷产业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能吸引全球各地的风险资本。而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是传统加工、制造产业，因此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难以应用硅谷的融资模式。英国学者Anna Spadavecchia(2005)通过对意大利南、北两个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支助(state subsidies)是集群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支助形式包括软贷款(soft loans)、补贴(grants)、财政补助(fiscal subsidies)等，并反驳了学术界关于集群企业融资完全依靠自主融资(relied entirely 0n self—financing)的主流观点。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制鞋、纺织及服装，技术要求和进入门槛较低，这和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产业集群相似。但我国集群企业融资中几乎看不到政府支助，因此对于起步更低的我国集群企业而言，实际上更渴望政府支助，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瑞典学者Joakim Winborg和Hans Land—strom(2000)从管理学角度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小企业在融资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步步为营融资法(fi—nancine bootstrapping)，他们通过对瑞典900家中小企业进行访谈、问卷调查，总结了包括延迟法(dela—ylng bootstrappers)、关系导向法(relaionship—onen—ted bootstrappers)等六类的步步为营融资法。与集中于外部市场融资的已有财务经济学研究成果相比，Joakim Winborg和Hans Landstrom则着重从财务管理学角度分析此问题，这对我国集群企业融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可以说，相比较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政府支助薄弱是集群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及融资难的重要原因，并主要在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两方面存在不公平待遇。因此，本文一方面将沿着税收、信贷两条路线研究集群企业融资的政府支助机制;另一方面从集群企业加强协作角度探索如何建设步步为营融资机制。

融资是资金需求的行为反应。除企业的运营质量、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之外，集群企业所处的中观和宏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企业的资金流，如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及区域内的产业协作状况等。

税内及税外规费直接增加集群企业的财务负担，削弱企业现金流。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不同，税负不均和税负过重大量分流了广大中小集群企业的资金。王组强(2005)对浙江省内500家集群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及福建省社科联王碧秀组织的对福建省106家集群内民营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两省五成以上的民企觉得税收及税外规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福建省民企的税内外负担又比浙江省重，这也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更快更好的原因之一。

税收政策是个利益分配工具，直接反映民企所享受到的重视及支持程度。然而与国企、外企相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企税负偏重问题。王碧秀等人(2004)的调查研究发现，民企除了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国家对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往往将民企排除在外;所得税减免的起算时间，外企是从获利年度起算，民企则是从开办日期起算;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民企在增资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外企不仅不需交个人所得税，还返还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各种达标费、赞助费、培训费、报刊费等税外规费很多。有的民企每年向政府各部门缴纳的费用多达几十种，有的上缴的税外规费甚至超过税收。在税收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家底原本就薄弱的民营企业更加不堪重负，内部资金积累能力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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