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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代理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代理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