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出现上述税种结构演进的结果，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探讨。一种观点认为，税种结构失衡的原因，与其说在经济和管理上，不如说在体制和观念方面。长期以来，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居民个人一直不征所得税，尽管1983年对国有企业开征了所得税，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始终不稳定，最终导致所得税法软化；对居民个人开征的个人所得税，更是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纳税观念淡薄而举步维艰。此时，决策部门的征税偏好不得已转向既能保证收入，又减少阻力和矛盾，且企业、个人有着纳税习惯的流转税，从而逐步形成对流转税的过度财政依赖，构成单极主体税种。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比重下滑的原因在于税种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流转税按销售额和营业额征收，同企业成本费用没有关系，因而不受成本波动影响，税收收入较为稳定。而所得税在我国目前主要依靠企业所得税，企业利润不但同销售额和营业额有关，且受成本影响很大，在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财务制度调整，税收管理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所得税的波动就比较大。

以上观点有其见地。我们认为，1994年以前出现的所得税比重下降情况，实质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我国在所得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尚力不从心，数字的背后流露的是一种无奈。我国在1997年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与同类国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丰富的税源，我们是看得到，征不到，甚至于无可捉摸。税收征管条件和外围条件的匮乏使我们难以得心应手地征收所得税。加之企业经济效益滑坡，很多企业产品积压，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原先为税收支柱的国有企业尤其如此），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降低遂成为事实。

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税种结构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流转税比重在1996年降至66.9%，所得税比重上升至23.3%。所得税之所以上升，是因为税收占GDP比重较低的情况下，所得税增长幅度高于流转税。1997年至今，所得税增幅均大于流转税增幅。我们曾经在《通货紧缩与税收政策》（见1999年《涉外税务》第1期）一文中指出，随着刺激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到位，通货紧缩时间不会长久，1999年底可望结束，经济再次启动。实际情况大体如此，这对所得税比重上升无疑有所裨益，下文还要述及。从2000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状况看，税收收入总量为5972亿元，增幅20%。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达637亿元，增幅35%；个人所得税306亿元，增幅60%。流转税中，国内增值税2523亿元，增幅14.6%；消费税402亿元，增幅2.1%；营业税994亿元,增幅11.2%。所得税增幅远远大于流转税,虽然所得税绝对数量和占比与流转税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增长势头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将1994年后所得税比重上升而流转税比重下降视为税种结构的正常纠偏,这种演变过程将会持续,当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