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门需作些调整

以往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中国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中国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不断加强。随着中国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未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将成为一种常态，对此我们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危机也可以带来转机，具体来说，财政部门未来也需要作一些调整。

1.树立周期性动态平衡的预算基本原则。以往的财政预算往往是静态的年度预算，不能很好地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或经济周期的冲击，导致预算执行陷入被动。一些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要改变已有的预算平衡原则，延伸预算周期，形成动态平衡的原则。这样，即使年度内出现赤字也并不可怕，只要在财政出现盈余时弥补即可，当前所设置的“预算平衡调节基金”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未来的债务预算甚至代际预算，平衡当期和未来不同时期纳税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税收负担，这是一种科学的平衡观。

2.更加突出支出的绩效管理。再多的财政资金都难以承担浪费的代价，更何况未来财政高速增长时代将结束。政府部门花钱要树立节约意识，更加强调结果导向，树立绩效观念。预算绩效管理可增强部门的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可以更好地改进政府管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绩效管理将从整体上推动政府行政效能提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3.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货币政策调控总量相比，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服务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大有可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后，财政要更加注重“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将资金投向一些重点领域，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改变以往注重物质资本投入的理念，更多地投向人力资本领域，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增强中国发展的后劲。

4.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当前的财政体制不允许地方发债，但是地方政府在各项行政考核下扩张经济规模，提高财政收入是其理性选择，预算软约束现象仍然存在。要更好地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扭曲决策，减少扩大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就需要从制度设计出发，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让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统一到中央的预期目标上来，实现真正的激励相容。未来，地方如果可以自主发债，可收到债务预算和资本市场的两重约束，加之目前预算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些都将会规范地方债务融资行为，也有利于地方支出结构的优化。

5.需求管理政策要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多地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政策很可能会造成以下一些负面后果，需要同时关注有效供给方面。一是刺激了国外需求，因而需要综合考虑出口给中国所带来的收益和财政所承担的成本。二是短期的刺激需求政策可能会透支未来需求，造成未来需求增长乏力，又会陷入到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上，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三是持续的刺激需求，很可能加剧中国的结构性失衡局面。中国经济的失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结构性失衡，需求不足和供给不足并存，有效需求不足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或消费来弥补私人投资或消费的不足，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不能同时从有效供给上下工夫，很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通胀的压力。四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包括加大对技术和研发的投入及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引导企业和产业进行这方面的投入;扩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扩大就业。五是亟须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增强中国自主的粮食供应能力，减轻通胀的压力。

6.社会福利支出要适度增长。随着国民生活的不断提升，民众也增大了对社会福利支出的期望，政府顺应民意，也在不断地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标准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也一直在增加。但是西方发达国家频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提醒我们，要警惕“福利陷阱”。中国面临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严峻挑战，保持和国力、财力相匹配的福利支出，落实好已有的惠民政策，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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