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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